自1945年以来，英国与英国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比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客们的行为更为显著。国家层面的变化，一个明显的驱动力是人口前所未有地大幅增长。与这种增长相匹配的则是对生活方式的期望值大幅提高，因为富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标准，而个人则需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表达自己。这个世界是个人主义的，同时又因为广告与定价的压力而充满顺从。

在移动能力（汽车）和空间（住房）成为刚需的形态下，人口增长导致土地从农耕用地和荒地，大量转化成道路与住宅，这对野生动物的生活，以及人对于乡村的体验产生了多重后果。在并非通勤或养老社区基地的乡村，由于农业活动急剧减少——部分原因是机械化——人口已经变得十分稀少。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对乡村生活造成了影响，但并未充分听取乡村的意见，例如在2004年对历史悠久的猎狐行为的禁止。

环境压力是英国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对水资源的需求不仅反映了人口的增加，而且反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和更充裕的财富，即人们可以更加频繁地洗澡或是淋浴，以及洗碗机的大量拥有。这种变化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力量，它强调流动、休闲、舒适、自动化，轻易为人们提供了之前生活中得来不易的暖气、水和食物。房屋所有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1914年，英国的房屋里有10%是业主自住，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大大提高，达到了70%。而在苏格兰，由于工资水平较低，加上当局管控较为严格，这一比例相对较低。

由于人口增长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使得野生动物的生活遭受重创。例如在1976—1998年间，灰山鹑的数量锐减80%，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铲除灌木丛导致它们无处筑巢。总体上看，低地物种受住房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影响较之高地物种更甚。而且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乡村地区野生动物的生活，还导致特色景观和声音的凋亡。英国一些地区破晓时的鸟鸣声明显减少（甚至消失），蝴蝶种类也同样锐减。蝴蝶种类的变化是一个特别直观的数据，表明土地使用的变化，以及污染和农药使用造成的破坏。

和很多其他情况一样，这里依然存在区域性的因素。正如英国鸟类学基金会（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在2007—2010年的调查显示，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林地、农田栖息的鸟类以及候鸟的总体数量都有所上升，而在人口较多的南部，这些数据都呈下降趋势。气候变化是一个原因，但南部地区的发展压力显然更大。

环境压力多种多样。与全球变暖相关的海平面及河流水位上升，是导致2014年初洪水的部分原因，据环境署估算，这场洪水波及了至少520万户家庭。另一个长期问题则是生活垃圾的激增所带来的，这些垃圾同样是消费主义兴起和人口增长的结果。

环境危机同样指向了食品供应问题。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丑闻对英国牛肉产业造成了影响。2001年的口蹄疫爆发则是一个养猪场对受污染的废物处理不当所致，导致英国出台规定，禁止使用厨余废物喂养动物。危机期间，政府禁止牲畜流动，关闭公共人行道以防止病毒传播，欧盟则禁止英国出口动物和肉制品，并大规模扑杀了至少400万只动物。阴燃的动物尸堆成为常见景象。疾病被消灭了，但这场危机对英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造成了重创。

牛结核病的兴起，再次体现了人类食物系统的脆弱，这导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2012年屠宰了超过38000头牛。关于是否应该通过扑杀獾来应对这种疾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再次反映了国家机构对农民的管控程度。

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与人口构成的变化显著相关。主要是由于医学的进步，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大大增加，这也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之一，尽管冠心病仍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原因。预期寿命的增加导致人口平均年龄的上升，这在出生率没有相对增加的情况下变得更为突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迎来了婴儿潮。预期寿命提高影响了社会格局与政治背景，尤其体现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养老金领取者利益支持的强调上。

此外，大规模的移民——以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亚为主，但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尤其是21世纪初的东欧移民——同样对人口构成造成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在大城市，而苏格兰所受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整个国家在种族上更显多样化，对文化也产生了明显影响。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确认了英联邦及殖民地人口可以自由入境的既有立场，从而导致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亚的大量移民拥入英国。1970年，英国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总共约有37.5万人，而到199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62万人，其中穆斯林数量的增加最为明显。

社会与文化的变化，也体现在人们越发个人主义，也越来越叛逆。1945年之前的道德规范被逐渐推翻，这一进程始于50年代，随后在60年代意义深远的法律变革中得到确认。堕胎与同性恋合法化，死刑被废除，妇女地位也得到了立法保护。1991年，婚内强奸行为被纳入强奸罪的范畴之内。

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妇女的就业率也在发生变化。关于妇女就业率的调查始于1971年，这本身便是对这一问题越发感兴趣的一个体现。当时的比例是52.7%，而到2013年12月，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67.2%。男性就业率仍相对较高，达到了77%。社会的广泛、长期变化与更具体的政府决策相辅相成，如试图使男女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相同，以及对单身父母福利的改善，都是重要的举措。到2018年，女性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将从60岁提升至65岁^[1]，并在2018年至2020年间提高到66岁。这有助于大幅提高50岁以上女性的就业率。然而，性别间的薪酬差异仍十分巨大，2013年12月，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出15.7%。

除了性别与年轻人的期望和角色在发生改变，或者说更加坚定，还有其他更加广泛的潮流在更新这个时代。正式性在各个领域的下降是一个主要趋势，称呼与谈话方式越发显得随意，衣着方面也是如此，而这也是通过消费主义表达个性的一个面向。(www.daowen.com)

礼仪与行为的变化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性行为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婚率明显上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于1949年达到顶峰，随后在50年代开始回落，但仍远高于战前水平。而到60年代，离婚率再次上升，1971年《离婚改革法》（Divorce Reform Act）令这一趋势有所放缓。不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数量，还是从1971年的74437起，上升到1993年的165018起，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回落到2002年的147735起和2012年的118140起。这些数字掩盖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离婚意愿的普遍增强，这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期望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交媒体、约会网站和相关药品的新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离婚，单亲、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明显增加，其占有子女家庭的比例，从1971年的8.3%，提升到1980年的12.1%。

这一趋势也和性与婚姻不可分割观念的终结有关。1967年通过的《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家庭计划）法》（The NHS [Family Planning] Act）没有提及婚姻。2014年，身为法官的卡尔沃思的威尔逊勋爵（Lord Wilson of Culworth）宣称，传统的核心家庭已经被“混合家庭”取代，普遍的离婚导致很多“血统复杂的联合家庭”的出现。

这些转变也与宗教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七分之一英国人是基督教会的积极成员。尽管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信徒，但无论对于大多数信徒，还是那些不那么信教，或是根本不信教的人来说，信仰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一些关键节点，尤其是临终时刻。这也是世俗价值观占据优势地位并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表现。20世纪，英国国教会参加复活节仪式的人数不断下降。1911年，参加复活节圣餐的有230万人，神职人员超过23000人。1931年，尽管参加圣餐的人数仍为230万，神职人员21309人，但这是在人口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到1951年，这些数字下降到190万和18196人，到1966年则下降到180万和20008名神职人员。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的人数却普遍增加，从1911年的170万（其中实际参加弥撒的有91.5万），到1961年的355万（参加弥撒的有210万），1969年的410万，到1976年超过500万。但从人口比例上看，参加教会的人的总比例仍然相对较少。

到20世纪90年代，得到国教教会大力支持的“保持礼拜日的特殊性”（Keep Sunday Special）运动并未能阻止商店在礼拜日开门营业。教会原本在慈善和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这些功能很大程度上都被国家替代，尽管仍留下不少空白。

大多数政治家的生活不再受宗教价值观的影响。尽管格莱斯顿和鲍德温等人对宗教信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威尔逊或希思对此便不再上心了。经政府批准的国家公祷日，原本期望吸引教会之外的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但在1947年为应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举行了一次之后便不再举行。内阁曾考虑在1957年再举行一次，但提议遭到驳回。这一仪式的落幕反映的不仅是政治气氛的变化，也表明教会领袖们现在接受了世俗化的角色。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由年龄和经验确立的权威纷纷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对年轻和新奇的强调。这一点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投票年龄已经降低到18岁，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还曾讨论过要进一步降低至16岁，即2014年苏格兰公投时的年龄标准。在消费领域，随着年轻消费者的崛起，同样出现了对年轻和新奇的强调；在文化领域，流行音乐发生了明显变化。20世纪60年代对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文化延续性的破坏相当普遍。这种破坏反映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趋势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对性别、年轻、阶级、地域和种族理解的转变。这些趋势也对建筑造成了影响，许多建筑在60年代时被拆除。开发商、规划师和市议会的合作往往是以善意为起点，却很容易遭到误导，甚至做出败坏之举，认为过去应该被统统抛弃，导致在利兹、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埃克塞特等城市出现了广泛的破坏和蹩脚的重建。

另一个缺乏对过去兴趣的例子是对重要历史遗迹的处置。通过A303号公路和A308号公路，汽车可以分别在巨石阵和兰尼米德（《大宪章》签署之地）随意穿梭，更不用提纳斯比等古战场了。

在大众文化方面，除了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迪克·弗朗西斯（Dick Francis）的小说，以及电台肥皂剧《阿彻一家》（The Archers）所体现的明确的延续性之外，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向，例如流行音乐方面。在60年代，以披头士乐队（他们的首支单曲Love Me Do发行于1962年10月）和滚石乐队为代表的流行歌曲，带给英国不同于先前“世界大帝国”的感觉。通过广播一台（Radio One）的建立以及海盗电台的推波助澜，流行音乐蓬勃发展，也将这种感觉推向极致。尤其是来自默西赛德郡的披头士乐队，他们通过演唱歌曲挑战了语言的“标准发音”，提供了地域差异，这也被BBC所接受。从60年代开始，BBC在用词、风格和语调上对整齐划一的强调有所下降。从1967年开始播放的彩色电视节目让人们感受到了进一步的变化：以前的一切都显得灰暗。

立法也对参与变革起到了作用。社会立法至关重要，其中大部分由工党在1964—1970年间推出。“新不列颠”（The New Britain）是1964年工党竞选的口号。实际上，60年代的“解放”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年轻人、性和社会自由主义方面。

导致消费主义扩张的立法，其意义也同样深远。消费主义与这一时期更广泛文化中的一系列因素有关，包括个人主义以及个人喜好在社会道德与实践中占据的主导地位、拥有房产的风气，以及“精英主义”公共文化的衰落，文化发展越发倾向于用户喜好。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对社会关注的脱离，可以看作是公民社会崩溃的一部分。

1964年，保守党政府取消了“转售维持价格”（RPM），使得消费主义得到进一步的改变与发展。先前的转售维持价格要求商家按照供应商制定的标准价格来出售商品，从而阻止低价竞争的出现，有助于独立的小店主抵制大型超市的薄利多销。而在取消了转售维持价格之后，超市就可以凭借自身规模优势进行大宗采购，进而以更优惠的价格出售，将竞争对手彻底扫清。消费者对超市偏爱，导致购物行为出现了明显的趋从性，随着此前没有出现在超市中的商品，如酒类和汽油，开始上架出售，这种趋从性更加突出。1950—196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成就了一个富裕时代。对此，超市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