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英国是一战战胜国，其帝国范围也因此在非洲和中东大大扩张，但战争对经济、公共财政和社会力量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事实证明，英国已无力维持战后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的野心，尽管在国内，这场战争并没有导致像另一个战胜国意大利那样的政治分裂，更不用说战败国德国的窘境。

然而在英国，似乎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感觉，即让事态激化，是对众多战争牺牲者的背叛。这有助于解释1926年短暂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的相对消极状态。对于1926—1937年的保守党领袖，1923—1924年、1924—1929年以及1935—1937年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而言，这次战争加大了他提供更多服务的决心，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更广泛的国家层面。战壕生活的羁绊则使得1957—1963年的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之时，决心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在应对战后经济不景气、不成功的总罢工，以及30年代的大萧条之时，自17世纪以来没有任何暴力推翻权威的传统也非常重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劳工争端却导致了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担忧。这种担忧进一步演化为对共产主义颠覆的焦虑以及诸如1920年《火器管理法案》（Firearms Act）等限制性立法的产生。根据该法，只有得到警方颁发的许可证，人们方可持枪，而且许可证需要每年更新一次。这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爱尔兰的情况与英格兰和苏格兰形成鲜明对比。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 Féin）在1918年的大选中赢得了爱尔兰多数席位。由于未能对民族自治运动做出充分的反应，再加上战前本来支持联合的民众的倒戈，与爱尔兰的联盟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对复活节起义的镇压也成为新芬党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最初依旧试图镇压爱尔兰民族主义。但在1920—1921年，在爱尔兰共和军游击战及恐怖主义行动的抵抗下，政府让步了。争执最终以民族主义者接受政府提出的分治方案告终。他们获得了爱尔兰自由邦的控制权，即爱尔兰岛的大部分地区。而作为单独的领土，新教占主导的北爱尔兰（历史上的阿尔斯特省的大部分地区，但并不是全部）仍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联合王国也就此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区域，尤其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以及帝国之外新获得效忠的地区，尤其是土耳其，都发生了严重的叛乱。尽管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选择了放弃，但伊拉克、印度和埃及的反对声音最终都被压制。

英国本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1926年的总罢工并没有导致广泛暴力或是政府更迭，因为这并非是工会领导层及其成员的意图。倘若果真如此，30年代大萧条时的政治形势也就不会那么有利。实际上，尽管背景上这个国家在快速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结合的却是政治层面的稳定。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随着城市景观的改变以及机动车的普及，人居环境和人口流动都很容易发生改变。这是一种共生的发展：汽车使得住房密度下降。维多利亚时期城市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修建的紧密排屋，此时被绵延数英里的“半独立屋”所补充：带有仿都铎式立面的半独立式住宅，配以红瓦屋顶、红砖墙或卵石墙，以及前窄后宽的花园，每栋住宅还配上了短车道和车库。这些房子不仅出现在伦敦周围，在城市以外的交通干道附近也有大量修建，尤其是经济繁荣的地区，如英格兰南部的很多地方。

郊区的范围在19世纪末便开始随着铁路的发展而扩大，但当时一般不会远离车站。相比之下，汽车运输则使得发展可以以更松散的形式进行。在广告里，汽车身后的背景往往是都铎时期的郊区房屋。在远离城市中心的新址上修建房屋，可以保证廉价土地得到开发。这自然使得住房成本得以降低，但新房也占据了土地。大多数新房都销售给了自住者。他们乘汽车或火车上下班，包括伦敦南部的电气化铁道，以及向城市北部延伸的地铁路线。

这些半独立式住宅因缺乏个性、浪费空间、依赖汽车出行等问题招致诟病。然而，郊区房屋的千篇一律其实是有意为之：可预测性有助于新房的销售，而且房子都是大规模生产的，利用了标准化部件。这反映了砖块作为建筑材料的主导地位，以及预制门窗的使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房的价格在400英镑至1000英镑之间。可以以低利率从建筑协会借款，从而抵押贷款购买房屋，对于住房市场至关重要。新的运输系统有助于降低成本，通过卡车，就可以把住房材料从包括大型砖厂（如彼得伯勒）和预制门窗工厂等中央生产基地，直接运送到建筑工地。

与汽车一样，半独立住宅同样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它意味着可以摆脱与他人近距离生活的限制，享受空间上的自由。半独立住宅并不是中产富裕阶级的郊区别墅，但它抓住了数百万人的愿景，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活环境。我和我的父亲生活环境迥然不同，他是在拥挤的伦敦东区长大。但正是因为他，我才有机会享受半独立住宅的宽敞空间。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公共住房建设，部分得益于贫民窟清理。然而，也还是有很多人需要继续忍受贫困地区恶劣的居住条件。

在两次大战之间（1918—1939），私家车数量增长了10多倍，在1938年达到了近200万辆。汽车产量从1924年的11.6万辆上升到1938年的34.1万辆。此外，由于在此前的铁路世纪中，公路建设几乎停滞不前，因此这时英国开始了一项大规模计划，即改造和修建公路，以便为汽车提供可以全天候行驶的路面。1929年制定的《主干公路计划》（The Trunk Roads Programme），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这项计划既提供了就业机会，又确保了道路改善计划的推进。

汽车和公路带来了新的气息，以及T.S.艾略特（T.S.Eliot）的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的“喇叭和马达声”。生活的视觉背景也随之改变，路标、灯柱和交通信号灯开始出现。公路通向了新的边界和指令信息——斑马线，以及以交通部长莱斯利·霍尔–贝里沙（Leslie HoreBelisha）名字命名的闪烁交通灯柱——贝里沙指示灯柱（Belisha beacon）。然而，仍有大量司机及其他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大约有7000人。警方发现，交通执法现在变得非常重要，1900年约有2%的案件与交通有关，而到30年代初，这一数字飙升到超过52%。也正因如此，中产阶级与法律的交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时至今日，我们都已经对公路交通带来的损害与破坏，尤其是环境污染心知肚明。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汽车所带来的自由都使人们欲罢不能。在两次大战之间，大多数人都无法负担购买汽车的开销，但拥有汽车却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动力，并导致未来的富裕将进一步拉动汽车产业的繁荣。

电影院也在这一浪漫追求中添砖加瓦：无论是英国电影，还是更具影响力的美国电影，都在创造和传播相关的生活方式与形象。去电影院看电影本身是一种共同活动，给人以集体之感，而后来兴起的电视和互联网则使社会更趋个人化。到1939年，仅伯明翰就有了110家电影院。得到发展的不只有私家车。到1938年9月，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的数量达到了53000辆，它们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体验。(www.daowen.com)

以牛津考利的莫里斯工厂等新厂区为中心不断发展的汽车工业，是高生产率消费制造业扩张的一个表现，与此前的造船和棉纺织等传统出口工业大相径庭。这一扩张促进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升。2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了1.5%，而1900—1913年仅为0.4%。

然而，贫困与失业问题依旧大范围存在。1926年的总罢工反映了经济机会的地域性差异。这次大罢工的导火索是煤炭工业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出口下降带来了削减工资的压力。大罢工在伦敦、大多数煤矿城镇，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城镇（包括伯明翰和利物浦）都得到了坚定的支持。但在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却应者寥寥。政府的坚定态度，包括打算调动部队镇压，使得英国总工会叫停了罢工。

工党政府在1924年和1929年上台，但他们是少数派政府，需要依赖自由党的支持。在20年代的10年间，保守党是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同时，直到1929年，保守党都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在地方选举中显露出来，尤其是在新获得选举权的女性中间。这种保守主义代表的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产者联合的延续，原因则是自由派的激进主义倾向越发明显，导致中产阶级不满，于是越发向保守党靠拢。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工党政府组建于1929年，一上台便要面临同样肇始于1929年经济衰退的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世界贸易下降严重挫伤了英国这个重要出口国的经济，并加剧了先前带来工业增长的因素中业已存在的明显弱点。这些问题导致失业人数明显增加：从1929年的160万，到1934年的34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17%。政府既无力维持公共开支，以延续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失业救济金，又无法支撑英镑稳定，因此政府出现严重分歧，只能在1931年宣布解散。

工党政府被国民政府取代，仍由麦克唐纳主持，但主要由保守党人士组成，这遭到大多数工党人士反对。这届政府是在英王乔治五世（1910—1936年在位）鼓励下成立的，似乎是应对国家紧急状况的必要之举。它在1931年和1935年的大选中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也是这个世纪里仅有的两次政府赢得大多数民众选票的情况。国民政府成为维持稳定的力量，确保英国没有陷入欧洲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政治极端主义泥潭。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困难时期（1938年时仍有220万人失业）的同时，英国也迎来了诸多繁荣。国民生产总值（GNP）在1934年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经济恢复速度超过法国与美国。1933—1938年间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实际工资上涨，物价回落。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24年到1937年平均每年增长2.2%，这个数据与人们普遍记忆中的30年代并不吻合。

这种出入，实际上是伦敦等繁荣地区与萧条地区——尤其是采矿和重工业地区，如威尔士南部、英格兰东北部和苏格兰工业地区——的巨大落差造成的。这些萧条地区见证了苦难，同时也迎来了更多希望充当劳动力的移民。这次大萧条的经验对1945年以后的工党政府而言非常重要。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倘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在按照原计划将于1940年举行的大选之后，可能就不会有工党政府了。除了住房业的繁荣——在30年代带来300万套新房落成，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政府廉租房——之外，当时还有很多产业在蓬勃发展，主要集中在满足消费需求方面。

这种消费需求自然与物质世界的明显变化有关。根据1926年的《电力供应法》（Electricity Supply Act），由中央电力局控制并发展的国家电力网已经建立，家庭用电供应大大扩展，使得电力逐渐取代煤、煤气、蜡烛和人力。人们认为电力是清洁的、方便的能源，同时也是改善环境的一种方式，动力、热量和光的获取开始越发依赖电力。冰箱对食物储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影响了有冰箱家庭的食谱范围。在1938年的侦探小说《看不见的武器》（Invisible Weapons）中，约翰·罗德（John Rhode）捕捉到了英国寻常人家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都是最时髦的……各种新奇的玩意儿——贴瓷砖的浴室、最新款的燃气灶、电冰箱、持续提供热水的焦炭锅炉……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房子。”住房的繁荣意味着很多房屋必须配备相应的设施，接通电力的住户比例从1932年的31.8%迅速提升到1938年的65.4%。这对电力的消耗和电炊具、电熨斗、冰箱、热水器和吸尘器的销售产生了影响。这种需求有助于工业扩张。

消费也反映并有助于界定阶级差异，这成为职场与物质世界的关键因素。收音机、吸尘器和电熨斗被广泛拥有，部分原因是分期购买服务的普及；但另一方面，电冰箱、电饭煲和洗衣机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中产阶级拥有。这些差异体现的是雇用他人者（不过仆人也越发只是提供偶尔的日常帮助，而不再是全职家庭佣人）与受雇者之间主要的社会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仆人的数量锐减：从1910年的将近250万人，下降到1920年的将近150万人。

穷人无法充分参与到这个全新的休闲社会当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收音机，也看不起电影，更不用说到新建的布特林斯度假村享受假期了。这样的生活在反映“英国状况”的作品中得到了呈现，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以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还包括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在《救济中的爱》（Love on the Dole，1933）中对失业的残酷性的描述。类似的作品还有沃尔特·布赖尔利（Walter Brierley）的《收入调查员》（Means Test Man，1935），以及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描绘克莱德赛德造船厂的作品《造船工》（The Shipbuilders，1935）。

另外，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化并不是为了挑战既定的惯例和社会秩序。在一个不安的年代，人们更希望强调秩序，比如妇女的从属地位。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 L.Sayers）笔下的哈莉特·范恩是一个思想独立的女性角色，在婚前曾有过一个情人。然而，她也是众多强调稳定的性关系与阶级地位的女性角色之一，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简·马普尔，或者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Burnett）和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笔下的女主角并无不同。

同样，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其吸引力相比于一些“中产趣味”或“低级趣味”的作家，也十分有限。不过，现代主义在英国广播电台（BBC）的广播节目中却得到了些许讨论。BBC成立于1926年，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垄断机构。实际上，BBC赋予广播事业以国家特色，凸显了所谓的“BBC英语”，使其成为“标准发音”（PR），从而树立了一个统一标准。同样，在音乐方面，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民歌作品以及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哀婉曲调在节目、留声机唱片和广播中都大受欢迎。1936年，世界上首次公共电视广播服务由英国广播公司放送。

更普遍的情况是，电影和新闻片都会乐观地强调社会凝聚力与爱国主义。除了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邪恶的肉身》（Vile Bodies，1930）对反主流文化的性行为与酗酒行为进行了描述之外，D.C.汤姆森（D.C.Thomson）、米尔斯和布恩（Mills and Boon）这两家最成功的通俗小说出版商也在积极传播保守的社会道德准则：性能量被遏制，而激进主义、社会压力和道德质疑则被忽略。张伯伦勋爵的部门对舞台的审查工作仍在继续，审查的目的在于维持针对性行为、堕胎和节育等话题的道德准绳，从而维护旧日道德及其准则的地位。跨种族的性行为，与涉及上帝的描述一并受到谴责。

这种保守主义反映的是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认为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应当是保守的，反对任何别出心裁与激进主义。这也是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的政治立场在文化方面的对应产物。1935年，他接替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一直担任到1937年。在反对共产党及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极右翼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他将这一联盟视为“非英国式”——的过程中，鲍德温强调国家特性、延续性、独特性，以及恒久不变的常识。鲍德温此举并不是要迎合政治反应，而是希望以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方式缓和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局势。鲍德温与猪群和五杆门的合影，有助于强调农村价值形象的认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在英格兰相当成功，但在威尔士却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