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政治家首先寻求天主教解放，丹尼尔·奥康奈尔发起了一项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随后又提出“地方自治”的诉求。这两点都是对英国政治实践的重大挑战，但很多英国政治家都愿意满足爱尔兰人的这些诉求。

苏格兰人从大英帝国中受益匪浅。他们在联合王国内部保留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一点对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造成了阻碍。苏格兰保有自己的独立教会和成熟体系，以及单独的法律体系。此外，苏格兰事务部和苏格兰大臣在1885年创立，而1880—1935年间，苏格兰的十任首相中，有五位是苏格兰人。

和苏格兰军事、政治及贸易一样，苏格兰身份认同也成为英国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苏格兰同时也是帝国身份地方认同的一种，与作为英国人，或是加拿大人别无二致。实际上，作为一个帝国国家，大英帝国的民族性是多民族的。从个别人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在英国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例如生于英格兰的格莱斯顿，父母都是苏格兰人，他自然保留了同苏格兰的联系，但在利物浦、牛津、伦敦和霍顿的生活和经历对他也至关重要。他是英国精英的一员。

虽然苏格兰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革，但他们赞同盛行的辉格式历史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看作是一个公共神话，提供了令人欣慰、充满光荣的描述，似乎颇为适合一个疆域遍布全球，并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其宪法理念的国家。英国人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动乱，如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起义、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和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看成是这些国家明显的政治制度失败、落后，以及英国优越性的体现。无论在过去还是当时，英国人都看到了一种逐步走向自由的趋势。

对英格兰而言，这种进步趋势体现在一个连贯的网络当中，这个网络可以一直追溯到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在他的《英格兰人小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1874）中鼓吹的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民主乡村社区。将民主理想化为英格兰人固有的特征，与正在不断扩大选举权的政治进程相吻合。在诺曼征服的挫折之后，英格兰人对自由的成功追求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以及中世纪英格兰其他可以当作宪政斗争的事件，还可以囊括就在前不久的1832、1867和1884年的选举权扩大历程，这些都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自然结果。

民族独立属于另一个范畴，主要强调摆脱外国控制，以及不畏挑战。如J.A.弗劳德（J.A.Froude）在他的《从沃尔西倒台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1858—1870）中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及伊丽莎白一世的描绘。新教式的做法为后罗马时期英国的讨论增添了色彩。例如1815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该书首版由爱丁堡的一群印刷工人在1768—1771年合作完成——写道：

埃德加（959—975年在位）的统治于后世看来是古英格兰王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最有效的方式，既避免了国内动乱，又防止了外族入侵……为英格兰历史学家称颂的埃德加，其伟大之处在于同臣民之间的和谐；这种良好关系的根源，在于国王站在邓斯坦（坎特伯雷大主教，959—988年在任）以及（本笃会）僧侣一边，此二者在民众当中声望极高。国王满足他们最大的心愿，即废除所有修道院在世俗方面的限制。他不仅会在教会事务上求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基于这些，他得到了僧侣作家们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尽管从他的一些行为中也不难看出，这位国王并不受宗教或是人性的约束。

大英帝国被赋予了强大且悠久的历史根基，被描述为自古罗马以来的历史进程的顶点与终点。建筑反映了此类对过去荣耀的引申，但也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所采用的各种文化参照。18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大量借鉴了罗马风格，但19世纪初却开始以希腊复兴风格为主。新哥特式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在教会建筑中。奥古斯塔斯·普金（Augustus Pugin，1812—1852）大力推崇新哥特式建筑，他认为哥特式是典型的基督教风格。他的观点和设计都恰逢其时，因为在经历了长时间较少建造新教堂的时期之后，英国又迎来了一个兴建教堂的高潮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城市的扩张，以及抵制“无神论”的决心。哥特复兴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包括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威廉·巴特菲尔德（William Butterfield）、G.E.斯特里特（G.E.Street）、诺曼·肖（Norman Shaw）以及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Alfred Waterhouse）。此外，还有很多世俗建筑也采取了哥特式风格，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包括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的新议会大厦。在城市景观中，自豪感显而易见。1845年7月5日发表在《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上的文章《访问伯肯黑德》（Visit to Birkenhead）指出，默西赛德已经成为“19世纪为商业与和平的非凡创造树立的最伟大的纪念碑”。

英国的天生优越，也将通过文明领袖的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准则相结合而得到重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内在的竞争力导致适者生存，而英国的成功也将由此得到肯定。查尔斯·达尔文本人也体现了英国在科学及其普及方面的作用。他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1859）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www.daowen.com)

英雄主义式民族主义感染了所有社会阶层，也是所有世代的主题。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是一位神职人员，还曾在1860—1869年担任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歌颂英国昔日英雄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包括《西进！》（Westward Ho!，1855），描绘了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之间的斗争，其中审判所和耶稣会士作为西班牙人残忍行为的代表出现；还有关于反抗诺曼征服的作品《痕迹》（Hereward the Wake，1866）。

战地记者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George Alfred Henty，1832—1902）在他广受当时男孩们喜爱的冒险故事里既追溯了过去，又关注了现实。他的历史题材作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销量仍旧可观，包括小说《在德雷克旗帜下》（Under Drake’s Flag，1883）、《与克莱夫在印度：或一个帝国的开端》（With Clive in India : or the Beginnings of an Empire，1884）、《英格兰的圣乔治：克雷西与普瓦捷的传奇》（A Tale of Cressy[Crécy] and Poitiers，1885），强调英国跨洋国运的《与沃尔夫在加拿大：攻克大陆》（With Wolfe in Canada : The Winning of a Continent，1887），以及《为英国坚守：直布罗陀重围传奇》（Held Fast for England : A Tale of the Siege of Gibraltar，1892），记录了英国在16世纪、18世纪、14世纪与18世纪（两次）的胜利。这些作品都被上世纪60年代我家乡新建的图书馆收录。

当时也有一些“反调”，比如对社会普遍困难群体的关注，以及认为英国的地位正在受到其他强国，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经济及海军实力崛起的威胁。然而，在19世纪末，民族自豪感与成就感较之前几个世纪更为强烈。这种自豪表现在帝国首都的中心。白厅建起了宏伟的部级建筑，尤其是新陆军部大楼（1899—1905）和新公共事务部大楼（1899—1915）。重新设计的典礼大道摩尔大街（the Mall）于1913年完工，从修缮一新的白金汉宫，延伸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成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女王的雕像则竖立在白金汉宫前半圆形广场的正中央。这表明英国传统的权力仍可远离财富的创造。建于19世纪80年代末，采用了哥特式装饰的塔桥（Tower Bridge）亦是如此。不过这座桥在技术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固定的蒸汽机为液压蓄能器提供动力，使桥的路面抬升。在这一点上，英国似乎很好地协调了过去与未来、历史与技术的关系。

注释

[1] 此人因将饲料作物轮种制引入了英国，推广萝卜种植而得名。

[2] 苏格兰传统食物，在热燕麦粥里加入威士忌和蜂蜜一同食用。

[3] 金禧（Golden Jubilee），即登基50周年庆典。

[4] 钻石禧（Diamond jubilees），即登基60周年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