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帝国的进口商品(澳大利亚羊毛、成羊肉和羔羊肉,以及加拿大小麦),和帝国之外的进口商品(美国小麦、阿根廷牛肉、丹麦培根)在农业大萧条中对英国农业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租金和工作机会都在减少,土地拥有者和农场工人的生计都遭到重创。工业革命中以煤为基础的地区,如东盎格利亚,其他制造业长期衰退,使得一些乡村地区问题更加复杂。
19世纪末的农业危机,导致大部分贵族的财富和权力都有所下降,除非他们能够靠采矿权勉力维持,或是与女继承人联姻,尤其是美国人——她们在现实生活和小说情节里都是很多投机者心仪的对象。这种衰落是土地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旧秩序受到新财富极大冲击。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前所未有,但却由于农业萧条,加上金融和工业利润随时可以通过购买地产创造出 “偶尔光顾”的新乡村豪强而加剧。这种行为冲击了土地延续性,以及农村家长制的观念。特权阶层和土地精英也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因为那里的农村社会比较分裂,凯尔特民族主义可以发挥作用。
与农业危机恰恰相反,进口粮食对价格的影响对城市工人阶级大有帮助,同时也为19世纪最初20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政治争端搭好了舞台。富裕的工人为消费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而消费主义同时又影响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休闲活动。旅游业和体育产业作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活动得到了发展,电影院加入了音乐厅,食品店则成倍增加,第一家固定茶室——里昂茶室,在1894年开门纳客。(www.daowen.com)
然而、低工资、临时工作、就业不足导致很多城市及农村工人无法分享这些福利。此外,到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作为最早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有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后来的国家可以在起步阶段就使用较为先进的技术。然而,忍受贫穷并不是贫民们唯一的道路。很多人选择移民,包括从英国移居国外。移民身份成为苏格兰人身份认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爱尔兰人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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