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些研究人员在伦敦东区进行调查、提供帮助的同时，整个帝国也在着手类似的工作。通过道德目的，英国传教士在帝国范围内的行为得以正当化，包括社会及经济改良、思想启蒙，以及推进基督教化。但这并不是帝国扩张的主要目的。相反，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帝国的，仍是战争及国际竞争。由于在1793—1815年对法作战期间屡屡在海上取得胜利，尤其是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对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取得的空前胜利，英国可以自由地对非欧洲列强直接掌控的殖民中心展开水陆两栖攻击，也可以通过牺牲非欧洲人民的利益来积累财富。

维也纳会议（1814—1815）承认了这一成功，英国保留了对开普殖民地、塞舌尔、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马耳他和锡兰（斯里兰卡）的控制。东半球大部分跨洋欧洲殖民地现在都已落入英国手中，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崩溃则使得到1830年时，全世界皆是如此。不列颠尼亚统治的不只是海上波涛。这种权力的象征是1843年竖起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在摩天大楼时代到来之前，它主宰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视野，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世俗版本。希特勒将这根柱子视为“英国海军力量和世界统治力的象征”，并计划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往他的首都柏林。

对当时人们对帝国的态度进行批评（像英国的社会状况或妇女境遇一样），仿佛英国可以独善其身，是毫无助益的。而且从深层意义上说，这种批评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批评一样，都是不顾史实的。考虑到当时的技术和心态，英国人要比其他欧洲大国的民众更具自由精神。英国对拉丁美洲和希腊分别从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在结束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使得其自身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废除奴隶贸易法》（Ac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1807）反映了英国公共生活中道德观念的力量。这股力量极大地吸引了公共讨论，而这些讨论又通过报刊、公众集会和会议深入到每一个小农庄。反对奴隶制的文学作品很多，既有福音和天意性质的阐释，也有如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奴隶贸易中各类实际证据》（The Substance of the Evidence of Sundry Persons on the Slave Trade，1788）这样对这一问题展开现实讨论的作品。英国还接纳了诸多移民，以及害怕被其他国家迫害的人，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领土扩张提供了原料、市场和就业机会，再加上福音主义，使得英国人理所应当地感觉自己站在文明的最前沿。实际上，帝国扩张能够得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它为文明进步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终结了那些被认为不够文明、不够基督教化的殖民地习俗风貌，例如印度的寡妇殉节以及土匪横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显得帝国化和海洋化。英国的资本和各类知识也在世界许多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前所未有地在全世界开战。这些战争无关生死存亡，对英国社会也没有造成改变，但它们的累积效应却对英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让英国作为世界大帝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些战争对其他社会的个别影响同样深远持久。英国的角色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但它的“戏份”显然比其他国家都要多，因为它在欧洲强权政治中始终难以介入，但却拥有了空前强大的海洋和商业力量，其帝国特性也早已枝开叶散。

大英帝国无论是疆域还是人口，都已经独步欧洲其他列强。帝国的核心是印度，它拥有最多的人口，也是其大部分力量的来源，尤其是作为陆上力量的潜力。帝国还在非洲进行了大规模扩张，并且在相对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于澳大拉西亚的开拓。英国与之开战的敌人包括俄国人、中国人、印度的敌人及叛军、新西兰的毛利人、阿富汗人，以及非洲的阿桑特人、祖鲁人、苏丹的马赫迪教徒和南非的布尔人（南非白人）。其中也不乏失败，如1879年在伊散德尔瓦纳（Isandlwana）败给祖鲁人，以及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开始阶段一系列惨痛失败。然而事实证明，英国军队有能力应对挑战，并且得到了海军、火力优势，以及部署重要资源能力的帮助。如 1896年入侵苏丹时，英国人便修建了一条从哈尔法干谷（Wadi Halfa）到阿布哈米德（Abu Hamed）的铁路，贯穿沙漠。1898年这条铁路延长到阿特巴拉（Atbara），对英军的补给起到了重要作用。祖鲁人和布尔人最终也被英军击败。

19世纪70年代，有两个帝国宣告成立。1871年，让儿子与维多利亚的女儿联姻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将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较小的德意志君主国一并纳入帝国名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帝国是拿破仑重塑欧洲时被废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将会一直持续到1918年才被击败。更令人惊讶的是，已经成为“温莎寡妇”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五年后加冕为印度女皇——这个帝国将一直持续到1947年，这片次大陆获得独立为止。

称帝是对维多利亚女王重塑工作的一部分。当时担任她的首相的本杰明·迪斯累利把她从一个隐居的寡妇状态中诱导出来，重新回到公众面前。迪斯累利原本是个小说家，后来成为保守党政客。他将帝国政策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并试图形成一种国祚绵长之感。他意识到，王室可以成为引导公众、控制投票权扩大后产生的影响的有效途径。这种观点在W.S.吉尔伯特（W.S.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的喜剧《彭赞斯的海盗们》(The Pirates of Penzance，1879)中受到了温和的嘲讽。在该剧中，海盗们本已获胜，却在接到女王的宣召后立刻投降。迪斯累利小心地操纵维多利亚，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实现他希望达到的效果。迪斯累利是维多利亚的热情拥护者，尽管也并非不加批判。他既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老练的政客，同时也是一位足够敏锐的思想家，能够围绕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以及社会凝聚力大做文章。在他的对手威廉·格莱斯顿鼓吹的自由主义道德确定性之外，迪斯累利创造出另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可以赢得民众支持的新焦点。

王室还可以帮忙解决另一个权威及治理问题，即帝国问题。在女王统治下，大英帝国前所未有地扩张，到1900年，有4亿人成为她的子民。第十二代密斯伯爵雷金纳德发起并资助了“帝国纪念日”，日期定在每年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生日当天，尽管这一纪念日直到1916年才得到官方认可。帝国各处的街道、城镇、地理标志甚至一整片土地区域都纷纷以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或更名，包括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尼罗河上的维多利亚瀑布，以及伦敦一个重要火车站，与滑铁卢站遥相呼应。

然而英国王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命名提供方便。它还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政府提供了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可以诠释英国本土所体现的自由程度，同时在某些方面，对于某些殖民地而言，通过拓展自由与权力下放，表现得非常现代化。(www.daowen.com)

帝国的政府是非常多样化的。在一些殖民地，英国会派遣代表进行直接管理，这往往意味着专制和军国主义政府。但在印度，英国人小心地试图在政府中融入当地已有的等级制度，保全既有利益结构及习俗。在那里，随着莫卧儿王朝在18世纪的衰落而获得有效独立的王公贵族，只是被英国人征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接受了一套符合英国模式及利益的英国式等级制度，这一制度也会赋予他们相应的角色与荣誉，如“印度之星”和“印度帝国”勋章。同样的进程也在马来亚（Malaya）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上演。

其结果是对地位而非种族的强调。这很容易招致批评，尤其是强调特权继承，会对灌输经济、社会及政治价值观起到反作用。但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对大部分由王公统治的印度现实状况的随机应变，有助于加强英国的统治地位，巩固帝国主义的“国内边疆”。另外，在印度和其他地区寻求支持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也延伸到增选或建立能够满足当地以及帝国主义需要的专业及行政队伍。

在定居点殖民地，即白人长期定居的殖民地，随着所谓责任政府的发展，自治的范围从19世纪中叶开始扩大。这意味着，随着又一项重大的自由主义措施落成，殖民地总督在政治上要对当地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伦敦负责。这一进程反映的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类似议会安排的制度化。这一制度首先在1841年魁北克和安大略合并为加拿大省时采用；1857年加拿大省选定了首府拜城（Bytown，即渥太华），当地议会大楼还借鉴了威斯敏斯特新议会大厦的新哥特式风格。其他殖民地也纷纷走上了责任政府的道路：新斯科舍在1848年，爱德华王子岛在1851年，新西兰在1852年，纽芬兰、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南澳大利亚在1855年，昆士兰在1859年，开普殖民地在1872年，西澳大利亚在1890年，以及纳塔尔在1893年。

“自治领”（Dominion）地位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为独立提供了一条和平、渐进的道路。加拿大于1867年、澳大利亚于1901年、新西兰于1907年成为自治领。尽管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性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宣布与威斯敏斯特立法机构相冲突的殖民地立法机构是无效的，但这一法案很少被援引。这一法案与1720年的《宣誓法案》（Declaratory Act）相呼应，但威斯敏斯特并没有像对爱尔兰那样对自治领施加压力，使其议会从属于英国。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联邦制。在1899—1902年的南非布尔战争期间，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开普殖民地和新西兰为主的帝国成员纷纷出兵，使得帝国内部开始培养自治领民族主义，而非使自治领成为分离主义的力量。从1887年开始的首相会议使自治领在帝国政策中拥有发言权，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凝聚手段。它的先声是1867年在殖民地主教中间召开的兰贝斯会议，这一会议提供了一种协商制度，有助于支持继续承认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精神权威和领袖地位。更有力的是，君主为帝国提供了重要的凝聚力，这种作用既是象征性的，同时又是身份认同的有效来源、效忠关系的实在维系。

维多利亚愿意向其他教派做出和解的姿态，这在当时的环境下非常重要，同时也是英国王室及国家现代性的体现。尽管女王本人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但她也愿意参加苏格兰长老会及德国路德教会的仪式。她认为自己是所有子民的君主，无关他们的信仰为何。在1858年发表的对印度人民的公告中，她明确表示不会对子民们的信仰强加干涉，并向所有人承诺，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他们都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在1861年和1900年对爱尔兰的国事访问中，维多利亚都会见了爱尔兰天主教会的领袖。1868年，她参观了瑞士的天主教弥撒。1887年，教皇利奥十三世获准派遣特使，祝贺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3]，而女王也十分亲切地予以接见。这位包容各种信仰的女王，与宗教改革时期的君主，甚至是光荣革命后的君主都相去甚远。

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与钻石禧^[4]，分别在1887年和1897年举行。这两次典礼同样展现了帝国已经成为英国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帝国主题非常引人注目，也有很多关于英国是唯一成功的帝国势力的言论，但与此同时，帝国本身也在不断变化。随着老女王在1901年驾鹤西去，帝国大厦便出现了裂痕。这部分要归因于英国的共同体、身份以及政治行动主义观念在帝国内部传播，以及英国的政治化实践，尤其是1884年的民主化，使英国大多数成年男性拥有了选举权，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反对帝国控制的声音。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埃及国民党（Egyptian National Party），都对帝国控制的本质发起了批判。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民众选择顺从英国统治。如在爱尔兰，人们倾向于选择在英国王室统治下的“地方自治”，而非共和独立，后者只是少数人的选择。当时的大英帝国前途未卜，各方都在积极推动不同的目标与策略，但自治领，即在英国王室名下继续保持与帝国的合作关系，同时有效地独立，似乎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可行的选择。

帝国主义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而全球化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要比帝国本身深远持久许多。大量移民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前往美国的人则要比到任何一个帝国属地的移民都要多。相比之下，移民到非洲、亚洲的新建及已有殖民地的人则少之又少。英国贸易从帝国市场中获益，但德国等非帝国内部贸易伙伴也很重要，尽管在这些贸易中，英国商品需要承受关税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