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年仅18岁的美丽少女维多利亚继位，成为自1558年的伊丽莎白·都铎之后又一位在未婚状态下继承王位的女性。和伊丽莎白一样，维多利亚的登基之路颇为复杂，体现出王朝政治的变幻莫测。但与都铎王朝时不同，这一路上不再有非自然死亡的阴影笼罩。本来，作为乔治三世第四个儿子的女儿，维多利亚继承的可能性跟1714年汉诺威王朝入主一样微乎其微。但正如经常上演的剧情那般，主角们的过世和不育为原本的配角开辟了道路。尽管私生子众多，包括克拉伦斯公爵——即后来的威廉四世——和女演员多萝西·乔丹（Dorothy Jordan）所生的10个子女，但乔治三世的长子乔治四世、次子约克公爵弗雷德雷克，以及三子威廉四世的合法子女总共只有3个。然而，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在生下一个死胎后去世了，而威廉四世的合法妻子阿德莱德所生的两个女儿也在婴儿期便夭折。

由于这些原因，1820年去世的肯特公爵的女儿维多利亚突然成为王位继承的不二人选。幸运的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他跟维多利亚的婚事由他的叔叔、颇具影响力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大力推动。两人在1840年结婚，这桩政治联姻最终成为一段佳话。实际上，维多利亚选择阿尔伯特还违背了母亲的意愿。阿尔伯特是个热情的丈夫，对于那些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意味着性压抑的人来说，他跟维多利亚的生活出奇的激情澎湃。

在政治方面，阿尔伯特的学习速度很快。他迅速掌握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细节，强调王室必须采取中立立场，并帮助淡化维多利亚由于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而产生的党派偏好。这一点颇为重要，因为在领导人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带领下，托利党的人气正在复苏。最关键的是，阿尔伯特亲王尽到了自己的王朝责任。他跟维多利亚子嗣颇丰，从而避免了不受欢迎的坎伯兰公爵厄内斯特——乔治三世的第五个儿子、维多利亚的叔叔——继承王位的危险。由于汉诺威王国不接受女性继承，欧内斯特便在1837年成为了汉诺威国王。

阿尔伯特还在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表现活跃。他的声望、魄力和谋略使他成为一个可靠的代表，同时他还通过自己作为多个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积极推动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因此，在议会大厦遭逢祝融之灾后，阿尔伯特被任命为皇家委员会主席，负责遴选壁画装饰新议会大楼内部。阿尔伯特以这次重建为契机，开始推广英国艺术。

更富戏剧性的是，他对艺术推广的帮助并未止步于此。自1843年起，他开始担任艺术协会的主席，随后还在推动1851年于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46年，他对一个代表团表示：“将机械技术与高雅艺术结合起来，是值得艺术协会去做的事，也是其职责所在。”相比之下，乔治四世赞助了高雅艺术，但对机械技术却不感兴趣。

万国工业博览会被认为是一个将制造业与艺术结合起来的契机，从而发展出一种人性化的实用性，使英国在这一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同时让英国人民及其经济从中获益。博览会本身便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盛宴、一座由铸铁和玻璃建成的世俗大教堂，同时也是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奇迹。它反映的是创造一个拥抱并引领工业潮流的全新英国的尝试。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源于1843年阿尔伯特对伯明翰的访问，这次访问本身是对王室、工业以及现代性之间联系的确认，延续了乔治三世对运河建设以及制造工业的兴趣。由于激进主义骚动，阿尔伯特一度被建议不要前往伯明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出访，亲自参观了五家主要工厂，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阿尔伯特是一位自觉的现代化人士。他愿意亲自钻研，获取必要的知识，从而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推动变革。他还是一个现实的家长式人物，热衷于对现行工作进行改进，关心减少社会不满情绪，这种态度同样有利于推动改革。1848年，欧洲主要国家政府纷纷被革命浪潮冲垮，但在英国，宪章派的主张并未对英国的政治制度造成实际挑战。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协会（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的一次会议上，阿尔伯特明确表示富人有责任提供帮助，进步不会由革命产生，“任何真正的改善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努力的结果”。他致力于公共卫生和治安，而随着改革带来的新制度以及供给标准化，这两方面在19世纪中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宪章主义运动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抗议运动，其主要诉求体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包括实行成年男性普选、无记名投票、每年进行一次改选、议会选区分配，废除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议员应获报酬。《第二次宪章派请愿书》（The Second Chartist Petition）在1842年被议会否决，其中提到“人口仅为3902的吉尔福德区议会议员人数，和人口达30万的陶尔哈姆莱茨区一样多”。后者证明了东区人口的急速增长。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宪章运动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在伦敦，穷人们很大程度上把宪章运动看成是取消他们身上沉重的税务负担的运动。

宪章运动中的诸多思想，包括民主问责制，影响了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开始成立属于自己的机构，例如众多互助会和俱乐部，还出现了一些通过教育和节制来提高工人健康及道德水平的计划。

尽管宪章运动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仍有诸多官方认可的改革被推行，涉及范围相当大。1833年、1844年、1847年、1850年、1860年和1874年的《工厂法》（Factory Acts）对就业条件进行了规范，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将穷人救济工作标准化，而1856年的《郡及自治市警察法》（County and Borough Police Act）则是对1839年的《郡警察法》的推进，规定了地方必须建立有报酬的警察组织。

管控成为一大主题。因此，《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要求需要救济的人必须住进济贫院，这往往是一个残酷的选择。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引入欧洲做法之前，现代英国的管控机制都是源于这一时期，例如1837年实行的出生、婚姻和死亡民事登记制度削弱了教会的作用，而1839年则开始由国家负责初等教育。

健康问题也引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进努力，包括对公共工程的大规模投资。1848年，《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设立卫生总委员会和一个行政机构，以改善卫生状况，特别是供水状况。新法要求各地方成立卫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例如，1849年在莱斯特成立的卫生委员会在建立下水道系统、解决屠宰场和烟雾污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卫生总委员会下的监督检查员爱德华·克雷西（Edward Cresy）对德比的一份批评报告，则使得自由党议员开始推行工程计划，包括建立公共浴室和盥洗室。

这是更普遍的行动主义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对改变城市风貌至关重要，有助于抵消发展困境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引入更广泛的改善机制。行动主义将地方的主动性和督察员负责的中央监督结合起来，后者也是英国政府性质重大转变的一部分。

要求公共监管的压力，令政府责任产生了观念上的争议，即谨慎责任与自由放任之间的分歧，后者被看作自由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在当时政治化、价值化的环境中，英国政府走向了扩大监管的道路。通过推进改革诉求，政府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人们也期待它这样做，尤其是当时的评论者。例如1851—1854年，主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在其激进的编辑托马斯·韦克利（Thomas Wakley，1795—1862）的主持下，发表了一系列来自卫生分析委员会（Analytical Sanitary Commission）抨击食品和饮料中的掺假问题。反过来，这种压力导致了1855年的议会特别委员会和1860年的立法，开始了英国的现代食品监管。(www.daowen.com)

伦敦的人口从1801年的100多万，增长到1911年的700多万。作为世界帝国的首都，伦敦显然压力巨大。但1859年，在大都市工程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的领导下，伦敦开始修建排水系统。到1875年，该系统全面完工，包含长82英里的截流下水道，可以将早期排入泰晤士河的管道中的污水，输送到新的下游工程，动力来自装有科尼什梁式发动机的泵站。伦敦的防暴雨下水道系统也在19世纪80年代建成。它与新建的地下铁路结合，构成地下建筑景观，反映了工程师们扩展和改变建筑环境的能力。

出于实用、适应、便利和改进的目的，更多并不引人瞩目的城市景观也在悄然改变。其中包括将城镇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市场，安置到特别规划的集市区域当中，如1830年的蒂弗顿和1836年的克雷顿。霍尼顿高街的混乱无序在1823年得到改善。木材和茅草沦为陈旧、不受欢迎、不实用且越发非城市化的建筑材料。城市设施及其功能还在不断增加。埃克塞特的第一家银行于1769年开业，第一家煤气厂则在1817年建起，而从1769—1819年，有四座城门被拆除。城市已有的干道纷纷铺上了砖石路面，如蒂弗顿在1794年的一项法案中所要求的那样。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新社会创造了更多需求。作为对社会变化的反应之一，城市工人阶级的休闲活动脱离了传统，转向大众化、商业化的新活动。音乐厅和足球俱乐部大量成立。1859年的《娱乐场所法》（Recreation Grounds Act）和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鼓励公共绿地的建设。市政公园和建筑证明了地方身份认同的力量，同时也印证了改善地方环境的诉求与能力。

通过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和1835年的《市政法人法》（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标准化和规范化延伸到了全国选举的投票权范围中。根据1867年的《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各城镇纳税的男性户主都拥有投票权，到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将这一权利扩大到乡村，使得全国投票权第一次被纳入到统一的制度之下。然而，直到1918年，妇女才获得投票权，1928年才拥有平等基础。地方政府的民主化随之跟进，通过1888年和1894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s）确立。

尽管在策略和其他方面存在差异，但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对改革予以支持。《第二次议会改革法案》和1888年的《地方政府法》都出自保守党之手。在自由党领袖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执政时期，1870年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学区，纳入到教育委员会管辖，并规定了一定的教育经费，这是普及识字率的关键一步；同样是在1870年，他还在公务员制度中引入了公开竞争机制，并在1872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制。而到他的保守党对手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上台后，1874—1875年的立法使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重要方面的管理制度化，同时扩大了范围；1877年的《监狱法》则巩固了国家管控。作为整体进程的一个例子，1876年的《不适航船舶法案》（Unseaworthy Ships Act）规定全国船只都必须带有载重线：一条水平线，标记船舶最大的载重量，一旦超过这一标记，船舶即视为非法航行。

随着政府越发积极，监管性更强，控制政府的政治团体也越发把自身目标设定为抓住时机推行政策，同时提升个人声望和收益。与前一个世纪相比，社会内部对权力性质的讨论变得更加广泛。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玉米法》（Corn Laws）的大规模民众请愿活动，反映了人们对公共经济中的关键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投入。

更普遍的情况是，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期望获得权力和地位，并对那些看上去不具改革性和实用性的既有做法表示怀疑。恭顺意识日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尸位素餐的特权继承者的严厉抨击。保守党的目标由捍卫特权转变成了捍卫财富。中产阶级的观点与财富鼓励了公民社会、道德社会的改良进程，这同时也是改革运动的核心。

这一进程在小说世界中也有呼应，其中的态度是以一种流行的、易于理解的形式加以呈现的。狄更斯的小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社会的诸多焦虑，同时响应了改革的呼声，例如《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5—1857）便是对贵族排他性、官僚主义行政方式以及债务监禁的抨击。

“道德性”与改革的风潮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事业，有自我提升意识的工匠同样参与其中，而政党也会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同时，在某些领域，等级制度与尊卑次序依旧根深蒂固。在《他知道自己是对的》（He Knew He Was Right，1868—1869）中，勤勉的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描绘了仆人们的重负。势利的老处女洁米玛·斯坦伯里笃信宗教，反对改革。她“雇用了三个女佣……但不是每个女孩都能胜任这一工作。她对工作时间、宗教活动以及衣着都有严格的要求，许多可怜的女孩完全应付不来、几近崩溃。但能忍受这些的女孩都清楚，她们得到的这份工作十分宝贵。”

然而，到19世纪末，女性要求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大。女性利益是一个单独问题，无法参照以往经验，而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潘克赫斯特夫妇领导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试图让公众关注将投票权扩大到女性的议题，这是对性别角色问题更普遍的明确表达及公开挑战的一个突出表现。但一方面，即便是对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女性，“新女性”思想的实际影响很容易被夸大。但另一方面，“各司其职”的想法，即由女性管理家庭，这一想法表现出了适应性和灵活性。此外，在工作场所，女性大多进入低技能、低工资的“苦力”部门，待遇普遍低于男性，这是工会与工厂管理层合谋的结果。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还是带来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1899年的《伦敦政府法》（London Government Act）中，女性只在新建的都市区拥有投票权，而到1907年的另一项法案，女性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女性在大学中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例如自1878年起，她们可以在伦敦获得学位。

更广泛地讲，这一时期的变革已经不再仅仅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它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精神的一部分。这对所有机构都提出了挑战，也令很多人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的种种表现包括对移民的敌意，以及对国家状况的忧虑。这种忧虑则鼓励了社会分析，以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活动为代表，进一步呼吁公共行动及慈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