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和国家自由一样，个人自由（一个关键的融合点）仍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定义。而且随着战争结束，政治改革也更顺理成章。然而，托利党的力量确保第二代利物浦伯爵罗伯特从1812年起担任首相，直到1827年中风才主动请辞。实际上，托利党一直大权在握，仿佛无可更改。拜伦勋爵曾在《唐璜》（Don Juan）中写道：

这世上的事没一件能够永恒，

除了辉格党永远掌不了权。

但实际上，到19世纪30年代初，托利党的秩序就已经崩溃了。随着改革作为一桩政治事业的自觉性加强，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国家层面，人们都开始习惯于谴责“陈规陋习”，攻击宗教改革前政治制度的腐败、政府的无能。但这种指责往往是不准确的，其根源在于党派主义，以及对宗教改革前英国的特性、政治文化以及成就的不了解。其实除了一部分骄纵的神职人员，当时的其他教士（大多数）还是能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教众。此外，政府的大部分职能也都能够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得到履行。

但无论改革的压力有多大，对政治秩序抱有敌意都非普遍状况。例如总部位于埃克塞特的《西部先驱与家庭报》（Western Luminary and Family Newspaper）就曾在1831年1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抨击了“一种不服从和不满的精神”。许多人会对这份偏向托利党和教会的报纸的观点表示赞同。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两天，刚刚被祝圣成为埃克塞特主教的亨利·菲尔波茨（Henry Philpotts）就曾投票反对《改革法案》，并于1831年10月在上议院与辉格党首相、第二代格雷伯爵查尔斯发生争执。菲尔波特对改革的反对导致埃克塞特发生暴力事件，他的儿子动用海岸警卫队驻守在主教府邸，以抵御当地激进分子的攻击。尽管布里斯托尔和诺丁汉同时也发生了支持改革的大规模暴动，但这些与1715年雅各布党在西南各郡煽动但最终失败的叛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政治文化脱离了暴力，这一转变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但经济转型仍可能引发暴力，成为激进政治的诱因。这使得1381年农民起义、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反封建起义与19世纪上半叶反对新机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包括19世纪初抵制工业机器的卢德抗议运动，以及后来反对农业机器的斯温上尉抗议运动。

最关键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浪潮中，英国王室对新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只是权宜之计，但它也没有像20年代的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那样，倒向反动事业一边。王室的这一立场对英国保守主义的定义非常重要，它能够对各种倾向做出回应，同时避开极端（极端保守主义）立场的诱惑，最大限度实事求是。

这一时期的君主们值得多加关注。乔治四世（George IV，1820—1830年在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庄重而又非常奢侈的游乐场——布莱顿穹顶宫（Brighton Pavilion），以及自我放纵和总是拈花惹草的个性，这些都成为讽刺漫画家的主题；但他和他的统治活动远不止于此。重要的是，他以最生动的方式扩大了王室的影响范围，让人们可以看到他。乔治认为自己在1821年7月19日举行的加冕礼应该是一个足够奢华的大场面，于是他亲自操刀进行策划。加冕舞台被精心布置，议会为此拨款24万英镑，这是对保守价值观的重大肯定——与先前乔治三世加冕时的7万英镑形成了鲜明对比。王冠因前所未有地借用了大量珠宝而更显璀璨夺目——总共镶嵌了12532颗钻石。已经与乔治四世分居多年的妻子卡罗琳提出自己也应被加冕为王后，但遭到了乔治四世的拒绝。他下令禁止卡罗琳进入教堂，甚至命人在她面前关上教堂大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加冕仪式，但总体上，民众对这场加冕礼的反响还算积极。加冕礼有助于培养民众的忠诚度，而乔治对爱尔兰、汉诺威和苏格兰的访问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点。这些访问同样重要，表明英国王室有能力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适应自己所需要扮演的新角色。

18世纪时的英国君主从未造访苏格兰或爱尔兰。爱丁堡和伦敦联合议会是在安妮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她和她的任何王储都没有访问过苏格兰；都柏林和伦敦联合议会是在乔治三世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他和他的儿子们也都没有访问过爱尔兰。只有征服才会使国王和王子们莅临——威廉三世在1690年到过爱尔兰，坎伯兰公爵威廉在1746年前往卡洛登荒原——但乔治四世出访的原因完全不同。

乔治四世首先前往了爱尔兰，此举意义深远。爱尔兰的人口比苏格兰、威尔士或汉诺威都要多，而且，由于1801年生效的议会联盟，爱尔兰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在现在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中也举足轻重。和1707年的伦敦与爱丁堡议会一样，伦敦与都柏林议会实现了合并。这次合并是在镇压爱尔兰起义，以及挫败法国入侵后实现的，两件事都发生在1798年。与爱尔兰联合缺乏共同的新教逻辑和经济转型的润滑剂，这两点在确保与苏格兰联合方面的作用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然而，尽管一开始便前景黯淡，但与爱尔兰联合的失败其实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直到一战后的风云突变，才使得二者的关系走向破灭。

从爱尔兰归来不久，乔治便动身前往汉诺威，在那里，他受到臣民的热烈欢迎。这是汉诺威国王对其领地的首次访问，它表明了盎格鲁–汉诺威国王可能寻求的发展方向。(www.daowen.com)

对苏格兰访问的承诺，在1822年兑现。当时乔治非常高调地穿上了奢华的高地服饰，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关注。同时，这次访问中对高地元素的强调传递了一个相当微妙的信息，即雅各布主义在现在等同于忠诚，因此先前反对汉诺威的人，现在可以投身到捍卫保守主义、社会稳定，以及反对改革的事业中，而这正是乔治本人所期望的。我们不知道乔治会对苏格兰长老会主席宣讲反对情欲、赞美婚姻和谐的布道作何感想，但他对自己道德秩序公共卫士的角色倒是已经习以为常。他表现出对苏格兰音乐、舞蹈，以及饮品，如格兰威特威士忌 (Glenlivet)和阿瑟尔粥（Atholl Brose）^[2]的热爱，展示出非常现代的姿态；同时作为技术革命的标志，乔治乘坐的游艇皇家乔治号在逆风时采用蒸汽拖船拉动。皇家巡游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苏格兰，乔治成功地把自己与浪漫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到1824年，他还会捐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竖起的詹姆斯·瓦特纪念碑所需资金的十二分之一，宣告他对国家发展的关注。

随着年岁渐长，乔治愈发保守。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反对解放天主教徒（Catholic Emancipation）——赋予天主教徒被选举权——并在1828年坚称政府也不应对此表示支持。然而时任首相、滑铁卢一战的胜利统帅威灵顿公爵却认为解放天主教徒乃必要之举，尤其是在爱尔兰已经成为联合王国一员的情况下，同时向乔治施加了压力。愤怒的国王威胁说自己要退位，但最终还是在1829年签署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实行了解放。乔治愿意向现实妥协，决定了无论他自己对此有多不上心，这个国家都在他在位的最后阶段向非奉国教国家（non-confessional state）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换言之，这个国家将不再受英国教会地位和利益的支配。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梨形脑袋”路易十八复位，王位重新回到波旁家族手中。但1830年，他保守的弟弟查理十世再次被革命推翻。英国是否会掀起叛乱当时尚不明朗。改革的诉求导致布里斯托尔、德比和诺丁汉在1831年接连发生严重骚乱，直接原因则是议会关于选举制度改革的辩论：涉及投票权，以及议会选区的重新分配。直面这场危机的人已经变成了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威廉四世（1830—1837年在位）；乔治三世的二儿子、“约克老公爵”弗雷德雷克已经去世了。

从性格来看，威廉虽不像乔治四世那么保守，但也并不支持大规模的改革。他对激进主义抱有敌意，但仍希望做一名立宪君主，希望可以维持和平，同时也愿意接受辉格党建立新的选举制度的要求。1830年11月，威廉登基后的大选（当时议会会随着王位的更迭而重组），已经宣称反对议会改革的威灵顿领导的托利党政府失败。随后上台的是格雷伯爵领导的辉格党政府。现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格雷纪念碑（Grey Monument）正是为他而建。格雷支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不进行改革，英国也会步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后尘，陷入革命的旋涡之中。然而，《改革法案》却在1831年4月于委员会审议阶段被否决。

格雷于是寻求解散议会，为新的选举做准备，希望可以让下议院更具改革意愿。威廉同意解散议会，进而同意立即举行第二次大选，这让他在改革支持者中间人气大涨。他本可以拒绝再进行选举，直接任命一位新首相。但威廉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如此主动出击。

1831年9月，格雷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再度当选后，下议院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但该法案再次遭到托利党主导的上议院反对。虽然讨论中一度出现了双方各让一步的可能，但民众方面的反应却十分激烈，甚至出现严重的骚乱。1831年12月，第三次《改革法案》在下议院发表，先前争论的内容都得到了修改，并在二读时以多数票通过。但上议院的态度仍然至关重要，尚不清楚这些修改是否可以确保法案得到足够的支持。国王被要求任命足够多的改革派贵族进入上议院，以确保法案可以通过。虽然威廉尊重上议院的地位，同时也对改革的内容、倾向性，以及格雷无法将自己的政策与激进的辉格党本身区分开感到担忧，但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格雷方面的要求。他同意增加改革派贵族，而且还保证会在必要的时候向贵族施压，以确保法案可以通过。上次因为这样的原因增加贵族席位还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执政的是安妮女王。为了确保《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通过，她在1711年增设了11个贵族席位，而这份和约最终保证英国在1713年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脱身。

该法案在下议院三读后进入上议院，但在1832年5月7日的一项修正案中再度失败。格雷要求威廉增加50名自由派贵族，但威廉只肯增加21名，于是格雷再度提出辞职。威廉转而向托利党求助，但托利党内部的分歧导致他们无法给出替代方案。威廉不愿意再进行一次大选，从而面对更多混乱和不确定性，于是只好再次找到格雷，并表示接受他增加贵族席位的要求。但实际上威廉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给托利党贵族写了一封通函。最终，在威灵顿的带领下，许多托利党贵族决定弃权，而上议院也只能让步。

在紧要关头，国王之所以支持格雷，一是改革得到了广泛支持，二是如果不选择改革，很可能便要面临大范围的失序状态。此外的因素还包括托利党的分裂，以及格雷同样反对进一步的改革，而且他认为在《改革法案》后，英国政治并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实际上，这份后来又被称为《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的法案中，最大的变革体现在选举权和政治格局方面。英国选民一举增加了50%，因此当时的选民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约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席位分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信息化手段被采纳，以制定更合理的制度。应运而生的“德拉蒙德量表”，可以根据人口、房屋数量以及纳税额等标准，对议会各区进行综合排名。

选民较少且出现腐败状况的选区代表资格被取消，以奖励给那些发展中且尚无议员代表名额的城镇，如伯明翰、布莱克本、博尔顿、布拉德福德、利兹、曼彻斯特、奥德汉姆、谢菲尔德和桑德兰等。爱尔兰和苏格兰也通过了各自的相关法案。《改革法案》有助于强调代表所能够代表民众的程度，从而使民众对政治制度的广泛接受得以有效维持。它提升了英格兰北部的政治重要性，而这一区域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业中心；此举是在政治制度上对社会变革提出的肯定。

威廉在改革中的作用确保了他的受欢迎程度。1837年，当威廉的侄女维多利亚即位时，格雷曾对上议院宣称：“如果有君主配得上‘爱国者君主’（Patriot King）这一称号的话，那一定是威廉陛下！”在支持选举改革的漫画《改革者大战老橡树疙瘩》（The Reformers’ Attack on the Old Rotten Tree）中，威廉被画在“宪法山”上，正在为改革进程鼓劲加油；在1831年的漫画《权力的平衡》（The Balance of Power）里，辉格党坐在跷跷板压低的一端，而为其加持重量的包括王冠，以及报刊（最突出的是《泰晤士报》），另一端的托利党则被跷上了天。以威廉名字命名的酒馆数量远多于乔治四世，这一对比同样颇具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