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体现在工业、贸易、金融、运输和农业等方面。相比其他国家，英国经济不仅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这一阶段的转变给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们很容易忽视不时发生的工业萧条的影响——对社会福利体系造成了严重打击。文化变革是诸多创新的核心因素，这种对变革前景的坚信和向往，塑造并反映了一种进步意识。从1759年起，专利数量显著增加，证明了人们对变革的盈利可能性的兴趣。而在生产的同时，消费也得到发展，全国市场的一体化越发影响各地的生产，报纸也不断为消费增长摇旗呐喊。消费有助于推动贸易和工业活动。商业切实地成为英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尤其体现在城市景观上。常设商店开始对流动集市进行补充，进而渐渐取而代之。

工业活动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专业化程度变得更高，同时劳动分工更细，资本增长的速度也越发可观。对持续、定期、可预测的劳动的需求，导致了不同形式的劳动控制，包括工厂时钟的出现。对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资本、运输、市场和煤炭。煤炭让英国避免了有机经济的局限性，即依赖于树木生长的经济。树木可以被砍伐用作燃料，但其供应能力有限。相反，有了煤炭，英国就可以利用储量丰富的化石燃料，获得非常显著的比较优势。在16世纪和17世纪使用率已经大大提高的煤炭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增加了人均可利用能源，使得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先前的背景也不应忽略，无论是否可以称之为“农业革命”，农业的发展都有助于确保在农业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大增加的非农业人口可以被养活，无论这些人是工人还是商贩，生活在城镇还是农村。

18世纪的农业发展，包括大规模使用含氮植物，提高了作物产量和土地利用率；圈地的普及，则使得土地管理模式发生改变。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食物产量的提高有效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农业发展也使得地主及其佃户从中获益。尽管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至关重要，人均产出大幅提升，但农业仍是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以及财富的主要来源。它也依旧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为税收、政府活动、教会（什一税）和土地所有者（租金）提供经济基础，同时提供了维持社会制度继续运行的大部分财富。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有限的，较之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的土地所有权更加集中。

与交通、工业以及其他方面一样，农业发展的主导因素同样在变革。变革被视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手段。因此，在农业方面，新的机械与新的农作物、选择性的动物繁殖实践相互配合。这些变革通过实验产生，基于实践，而非理论的发展。科学的应用成为关键因素。一些贵族，如绰号分别是“萝卜”汤森（Turnip Townshend）和“诺福克的科克”（Coke of Norfolk）的第二代汤森子爵查尔斯^[1]和日后成为莱斯特伯爵的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都很乐于以地主的身份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农作物改进工作当中，成为当时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变革与农业、矿业、通信以及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作为一种易于运输和操控的燃料，煤炭提供了比木材和木炭更加高效的动力来源。然而，煤炭必须被开采和运输，这两项要求成为创新和建设活动的动力，尤其带动了运河与铁路的建设。鉴于用驮马和驳船从约克郡的米德尔顿煤矿向3英里以外的利兹运煤的高昂成本，查尔斯·布兰林（Charles Brandling）在1758年获批了一项议会法案，即“铺设一条货车道，以便更好地为利兹镇和附近地区提供……煤炭”，这是第一个授权建设铁路的法案。1780年，一台纽科门蒸汽机被安装在米德尔顿，而到18世纪末，矿坑的平均年产煤量已经达到78500吨。

蒸汽机是新时代的标志。未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785年前往伦敦时，参观了采用蒸汽动力的面粉厂新阿尔比恩面粉厂（New Albion Mill）。他还参观了西米德兰兹的工厂，以及英国南部的风景园林。持续变革与寻求进步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随着气缸铸造和镗孔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在1774年和1781年生产的新镗床，纽科门蒸汽机得到了改进。这些发展使得蒸汽机可以更加高效地使用燃料，运行也更加规律。1769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7）成为完善蒸汽机独立冷凝器的第一人，他为这一改进申请了专利，这种改良机器更加节能，因此运行成本更低。1782年，瓦特进一步申请了创新专利，使旋转运动更加均匀，从而提升了蒸汽机驱动工业机械的能力。

这种潜力的开发，是一个融合了企业主义精神、投资和行为自由的过程，对工业发展意义重大。例如1779年伯明翰的纽扣制造商詹姆斯·皮卡德（James Pickard）在他的纽科门蒸汽机上安装了一个曲柄和飞轮，以便利用它的动力来驱动一个可以研磨金属的磨坊，这一创新极大地扩大了蒸汽机的市场。1828年11月8日的《埃克塞特周报》提到，“蒸汽动力的应用是多么先进，几乎遍及技术的每一个方面”。

人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瓦特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相关的认购会议在1824年由第二代利物浦伯爵、时任首相罗伯特亲自主持。作为一个显赫且活跃的人物，乔治四世（George IV）捐出了500英镑，占到了所筹款项的十二分之一。而在英国其他地方，如格拉斯哥、曼彻斯特、格林诺克和伯明翰，瓦特的雕像也被竖立起来。

冶金业也有重要发展。焦炭取代了煤炭，用作钢铁冶炼。亨利·科特（Henry Cort）在1784年发明的浇铸和轧制方法，通过煤炭进行生产，比用木炭锻造和精炼成本更低。

对煤炭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交通发展，首先是运河（包括河流的运河化），然后是铁路。1757年建造完成的桑基溪航道（Sankey Brook Navigation），将煤炭从圣海伦斯运往利物浦，从而刺激了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煤炭消耗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使了柴郡盐业的扩张，后者需要以煤炭为燃料制盐。随后1761—1767年，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Duke of Bridgewater’s canal）建成，这条运河独立于任何自然河流，其目的是开发兰开夏郡的煤矿。随后布里奇沃特又修建了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运河。

单一的发展是重要的，而变革累积在一起，则创造出一种日新月异的观感。例如，1766—1770年间修建的斯塔福德郡和伍斯特郡运河，使斯塔福德郡的煤和铁得以运往塞文河（River Severn）；1772年第一艘运煤驳船通过新的伯明翰运河抵达伯明翰；1793年蒙克兰运河（Monkland Canal）的开通刺激了拉纳克郡（Lanarkshire）煤田的发展，从而满足了格拉斯哥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再加上蒸汽动力在煤矿开采、高炉，以及新发明的轧钢机和滚切机的应用，这一系列变化带来了经济活动的新地理格局。蒸汽动力将工业从原本依赖水力的河流沿岸地区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煤炭周边的工厂兴起，尤其是英格兰东北部、兰开夏郡南部、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中部，这些原本都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这也突出了经济变化的区域性特征。

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新矿井、工厂和码头的选址则是对运河运输的可能性的回应。1818年，不列颠铸造厂（Britannia Foundry）在德比郡建立，以生产优质的铸铁产品。这一工厂的选址位于德文特河畔，通过德比郡运河与米德兰兹运河网相连，最终通往海外。1827年的《斯玛特商贸目录》（Smart’s Trade Directory）显示，从位于伍尔弗汉普顿的皮克福德运河码头——一个主要的铁制品制造中心——出发，货物可以直接发往73个城镇，包括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伦敦和曼彻斯特。随着伍尔弗汉普顿这样的内陆城镇，与德比郡、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这样的郡相互连通，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发生了转变，新的地理格局就此形成。由于水路和工业的相互刺激，西米德兰兹、兰开夏南部以及南约克郡对英格兰境内的交通变得更加重要。

围绕资源、生产、市场和就业的新经济地理格局就此形成。到18世纪90年代，产业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穷人救济支出等指标上。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活动的郡，如苏塞克斯，或是工业衰退的郡，如埃塞克斯、诺福克和萨福克，按人均计算起来这一支出要高出不少。实际上，这些地区的贫困是19世纪初一个重要主题，它导致了乡村暴乱，如斯温运动，同时也导致了移民流出。

区域产业转移反映的是一系列因素。英格兰南部普遍出现了工业危机，因为以煤为基础的制造业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工业兴起。从18世纪80年代起，约克郡西区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比德文郡、埃塞克斯郡、诺福克郡和伍斯特郡等地竞争者更大的价格优势。然而，涉及其中的因素不只有煤炭。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劳动力更便宜，当地纺织业也较少受到传统做法的限制。

技术革新和企业主义能量的重要性在德文郡的蒂弗顿体现得淋漓尽致。约翰·希斯科特（John Heathcoat）在当地建立了一家生产网和花边的机器工厂。1816年，他的专利梭网机对工人工作机会的威胁，导致他先前在拉夫堡的工厂被一伙暴徒破坏，于是希斯科特才把工厂搬进了蒂弗顿的一家废弃棉纺厂。这家工厂的产品对东德文郡的花边生产造成了冲击，但也展示了在没有煤炭的情况下可以取得的成绩。此外，希斯科特的前合伙人约翰·博登（John Boden）于1825年在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东部开设了德比花边厂。到1830年，他雇佣的工人达到了1000人。在工厂的带动下，该镇人口由1821年的5079人上升到1841年的7902人。在这里和蒂弗顿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密集居住区，在英格兰北部——而非南部——更为典型。

工业地区人口增长明显：在煤矿及工业中心达勒姆郡，人口从1700年的约7万人增加到1801年的15万人。在1700—1755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3%，而在1755—1801年间，苏格兰的增长率为0.5%，英格兰为0.8%。此外，婚姻和生育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密，记录在案的非婚生子女率从1.8%上升到5%。另一方面，婚姻也变得更加普遍，同时也更为常态化，只有不到9%的人保持独身。此外，到1800年，人们从成年到步入婚姻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时期男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分别下降到25.5岁和23.7岁。这一数据反映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自由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劳动者从“家庭成员”向“雇员”的转变。例如农场工人越来越多地不与雇主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因此对早婚的限制也开始减少。

此外，城市就业和城市生活的兴起，打破了婚姻与土地供应之间的联系，而土地供应曾是制约婚姻，尤其是早婚的重要因素。这一变化也促进了社会自由，导致更多非婚生育产生。结婚率继续受实际工资影响，但18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既创造了工作机会，也让人们对婚姻生活的态度更加乐观。此外，婴儿的死亡率在18世纪下半叶也有所下降。35岁以上妇女的已婚生育率在这个世纪中叶开始上升，这一变化可能是死产率下降的结果，而它本身则可以看作是平均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据。

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不断发展的城市，与制造业或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密切相关。在18世纪的东海岸地区——桑德兰、南希尔兹、北希尔兹、泰恩茅斯和纽卡斯尔，都通过煤的产出——主要是流向伦敦，以及以煤为基础的工业，如玻璃制造中收益颇丰。在桑德兰和泰恩河畔，造船业变得非常重要。

贸易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大西洋沿岸，尤其是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这两个地方的发展都得益于对美洲贸易的扩大和帝国贸易。利物浦的人口从1801年的 83050人迅速上升到1851年的375955人。(www.daowen.com)

如果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比较，英国的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也是如此。以百万吨计，1820—1824年，英国的煤炭及褐煤年均产量为18，而欧洲其他工业强国如法国、德国、比利时和俄国，这一数据的总和为2；1855—1859年，这一数据是68比32。而在这样的数据背后，则是巨大变革的生动现实。画家们再现了那些激发人想象力的戏剧性图景，如位于什罗普赛德（Shropside）的煤溪谷（Coalbrookdale），该地的夜晚被炼钢厂燃烧的熔炉照亮。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830年1月在谢菲尔德写道：

从利兹到谢菲尔德，一路走来，沿途都是煤和铁，铁和煤……没有什么比这些熔炉顶不断涌起的黄色烈焰更壮观、更可怕的东西了……毋庸置疑……其他国家……在钢铁制造业上都无法与英国匹敌……人们称这座城市为“黑色谢菲尔德”，这毫不夸张；但是全世界使用的刀具中，有十分之九都来自这个城镇及其周边地区。

而另一方面，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观察世界的主要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1812—1870）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1855）等作品，都描写了工业时代人们生活中的问题，尤其是劳资纠纷和工人的苦难。狄更斯注意到工业化导致的功利主义，以及将效率、结果视为唯一的心态。在《艰难时世》中，他把人类的各种经验与这个新世界进行了对比：“工厂里有那么多双手在上下翻飞，蒸汽机里有那么足的马力在持续奔腾。每一份力能让机器做多少活，人们对此心知肚明。”

狄更斯认为，强调事实，强调纸面上的信息和论点，是导致人们和社会问题的真实性质渐行渐远的原因。他的论点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担忧，即以现代技术为核心讨论转型问题，忽略了社会背景和后果。像其他小说家，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一样，狄更斯也注意到，面对数据增长所带来的统计汇总压力，需要为个人在社会中留出一席之地。这样的关注既把小说家们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联系起来，也使得他们与19世纪中期的拉斐尔前派画家们相呼应。

在铁路建设方面，英国同样遥遥领先，这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国家作为制造和销售系统的效率，从而使得英国的工业化在具有高度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可以辐射全国。铁路的进步也更普遍地体现了国家发展的特征。货车道已经存在了很多年，马匹可以拉着货车在道路上奔驰，尤其是从煤矿到装煤码头。作为世界上第一家铁路公司和公共铁路运营者，萨里铁路公司（The Surrey Iron Railway Company）从1803年起开始运营，经营从旺兹沃思到克罗伊登的路段。自驱式蒸汽机车改变了局面，尤其使得长途运输成为可能。1804年，罗杰·霍普金斯（Roger Hopkins）在南威尔士的彭达伦和阿伯肯农之间修建了一条轨道，而理查德·特里维希克（Richard Trevithick）则在这条轨道上尝试运行了第一台蒸汽机车发动机，其本质是一台移动横梁发动机。由固定式蒸汽机发展而来的机车为铁路革命提供了技术，而工业化满足了这一进程所需的动机、资本与技能。

乔治·史蒂芬逊（George Stephenson）在1822年开通了赫顿铁路。更著名的斯托克顿和达林顿铁路则在1825年开通，旨在将煤炭运往斯托克顿港。机车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1829年，当戈兹沃西·葛尼（Goldsworthy Gurney）的蒸汽喷射泵应用在史蒂芬逊的火箭机车上时，火车速度从每小时16英里提高到29英里。从汽缸和活塞到车轮直接驱动，以及发动机改良提高水的沸腾速度，都提高了铁路的运行效率。它也很快被证明优于曾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公路上试用的蒸汽客车。

铁路为货运和客运提供了新的选择，缩短了所需时间。18世纪至19世纪初，道路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重大改进，出现了收费公路，路面加固，更多桥梁架设起来，车厢结构进一步改进，客车和货运服务也得到提升。起初，铁路大多由小规模的独立企业运营，负责提供地方间的联系。煤炭运输对其业务至关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胆的铁路干线计划得到了推进和资助，此外，已有的线路也被连接起来，形成了长距离铁路网络。1838年，从伦敦出发的铁路延伸到了伯明翰，1840年到达南安普顿，1847年到达普利茅斯，不过全国性的铁路干线系统直至 19世纪70年代才宣告完成。随着桥梁架设、隧道开凿，地理环境本身也在变化，1849年人们便可以直接跨越麦奈海峡（Menai Strait），来到安格尔西岛（Anglesey）。1830—1865年间，英国境内共建设桥梁3万座。由于铁路发展迅猛，运河建设工程在19世纪30年代偃旗息鼓。

此外，工业和农业也在随交通发展而改变。自19世纪40年代起，铁路发展促成了德比郡特伦特河畔柏顿（Burton uponTrent）的酿酒师缔造了一个啤酒帝国同时也帮助北威尔士的石板瓦进入城市市场。伦敦的报纸可以及时送往全国各地。19世纪70年代，铁路公司为液态奶打开了城市市场，鼓励奶农放弃农家奶酪，转而生产“铁路鲜奶”。1869年，通过铁路运往伦敦的煤炭数量首次与海路持平，不过10年后，尽管每年铁路运往伦敦的煤炭达到660万吨，仍有350万吨煤装载在船上，驶入泰晤士河。

铁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频率出行。这种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心理层面的变化。“空间”被征服。新的声音与风景带来了强烈的变化之感，尽管有人抱有怀疑，但大多数人都视之为进步。在短篇小说《呆堡镇》（Dullborough Town，1860）中，狄更斯将火车视为纯真丧失的理由，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新经验的来源：

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来自“呆堡镇”……火车站已经把运动场吞掉了。它消失了。那两棵漂亮的山楂树、树篱、草皮，还有所有毛茛和雏菊，都已经让位给了最冷冰冰的石子路……之前载我离开的那辆公共马车，名字好听极了，叫“蒂姆普森的蓝眼少女”，因为它的主人是上街公共马车行的蒂姆普森先生；现在带我回来的这台机车，大名“97号”，好不严肃。它属于“东南铁”（东南铁路公司），只会一个劲儿地往伤痕累累的路面上吐煤灰和沸水。

进步的感受，有利于鼓励风险投资，这对铁路系统的扩张非常重要。主要火车站，如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ilbert Scott）和W.H.巴罗（W.H.Barlow）设计的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1873），都是铁与玻璃构成的杰作。这些火车站还改变了当地的城市景观以及道路规划。

公共马车颠簸、拥挤、光线不足，而火车上则很适合读书。于是，W.H.史密斯（W.H.Smith）和约翰·孟席斯（John Menzies）发展了铁路书店网络，致力于创造并满足一个崭新的市场。1845—1873年间在牛津大学和温彻斯特大学担任主教的塞缪尔·威尔伯福德（Samuel Wilberforce）曾打趣说，有一本书名“B”打头的书，每位主教理应人手一本，那就是《布拉德肖列车时刻表》（Bradshaw’s , the railway timetable）。

在虚构作品里，火车把老练的城里人的举止和风度带到了乡村，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戏剧《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895）中格温德伦·费尔法克斯（Gwendolen Fairfax）造访赫特福德郡之时，以及H.G.威尔斯（H.G.Wells）的小说《爱情和路维宪先生》（Love and Mr Lewisham，1900）中埃塞尔·亨德森（Ethel Henderson）来到苏塞克斯的场景。拜火车所赐，福尔摩斯和后来的赫尔里克·波洛才有机会离开伦敦，到全国各地寻找不法之徒；苏格兰场的警探也有机会出外勤，帮助地方上的同行弟兄。铁路还带来了统一性，英国境内的时间由此需要同步划一。

铁路需要标准时间来制定时刻表，使各地交通成为可能。为了弥补东西时间的差异，铁路采用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标准时间作为“铁路时间”。时钟由铁路沿线架设的电报机来保持准确。火车还改变了邮政服务，流动邮局产生，同时火车站还有了可以不停车取放邮件的系统。1840年，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Penny Black）发行，它是根据重量确定统一邮资制度的组成部分，取代了先前根据距离确定邮资的办法。英国和爱尔兰的信件投递量从1838年的8250万封，上升到1853年的4.11亿封。

铁路旅行本身则反映了社会的财富分层制度。车厢分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票价和条件各不相同。在伦敦至布莱顿的路线上，直到1852年，三等车厢都没有顶棚，因此旅客在全程都要忍受天气和发动机喷出的热煤灰。

希望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优势的公司和城镇，必须成为并保持住交通中心的地位。在卡莱尔（Carlisle），乔纳森·多奇森·卡尔（Jonathan Dodgson Carr）改装了一台印刷机来切割饼干，取代了手工切割，并借助该市作为主要铁路枢纽的地位，将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机器的重要性越发显著，机械化带来了利润以及大型工厂。到1821年，曼彻斯特有超过5000台动力织机，而在成为全球精纺羊毛生产和交换中心的布拉德福德，工厂马力在1810—1830年间增加了718%，该市人口则从1810年的16012人，飞速攀升到1850年的103778人。当时布拉德福德有17642台自动织机，用于大批量生产女装面料。

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业生产越来越集中于工程、造船和化工领域，世纪初的纺织和金属冶炼则逐渐让位。随着工业化脚步的加快，工业化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差异也越发凸显，例如克莱德赛德和苏格兰西南部之间的对比便十分明显。人们的工作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世纪中期，在苏格兰中部地带国家拉纳克、中洛锡安和伦弗鲁的就业人员中，只有不到10%的人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不过为了养活工业地区不断增多的人口，农业活动的密度则明显加大。这体现在对许多土地的围垦和重组，以及借助排水系统改进等条件进行密度更大的土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