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还通过订立规则，为海外贸易增长、跨洋势力扩张以及新领土的管理提供了帮助。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欧洲海外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英国的表现非常糟糕，尽管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1497—1498年的航海活动为英国获取了纽芬兰水域的渔业资源，但并未带来多少收益。英国的船队没能找到直接驶向美洲北部的西北航道，也没能找到通往亚洲北部的东北航道，也没有人能像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西班牙攫取美洲人的赔款那样，为英国带回真金白银。

尽管如此，长距离的航海变得越发重要，尽管途中遭遇的风暴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通过航海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建立贸易联系，主要目的是获取香料。这家公司最终成为英属印度帝国的基础。

北美洲似乎是一片不太有利可图的大陆，但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与此同时，1620年，五月花号在科德角登陆，开始发展新英格兰殖民地。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也先后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但英格兰人在与他们的对抗中占据了优势，比如率先由荷兰人开拓的新阿姆斯特丹，因英格兰人的征服而变成了纽约（New York ，“新约克”，以约克公爵詹姆斯的名字命名，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人也曾试图在新斯科舍省和新泽西州进行殖民统治，但不太成功。

英格兰也建立了一些岛屿殖民地。继百慕大（1613年）之后，英格兰在西印度群岛拓展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圣基茨(1624年)、巴巴多斯(1627年)和尼维斯(1628年)三个殖民地。最大的殖民地牙买加，直到1655年才被收购。不过到17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已经能够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市场提供蔗糖，成为物资再出口的主要来源；当地的生产工作则由从西非运来的奴隶完成。英国开始成为奴隶贸易的主导国家。

除了资本的可获得性、航运条件的改善，以及制度的发展外，政府对于海外贸易和发展殖民地的支持也很重要。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对殖民地的关注有限，他们更热心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动向。而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都将英格兰定位成海上和商业强国。《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试图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和规范，确立了明确的国家优先权，并且不惜为此与当时已经是海上和商业强国的荷兰开战。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经济也得益于荷兰资本的输入，1689年威廉三世登基后更是如此。17世纪末，新的殖民地相继建立，尤其是在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移民迁入的速度也颇为可观，到170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法属北美殖民地。英国的大西洋体系比北大西洋其他殖民国家更加强大。

此外，到1700年，英国的海军实力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海外贸易份额也大幅增加。贸易的增长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烟草、咖啡、茶叶和蔗糖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饮食习惯和时尚潮流的转变。规模经济成为关键因素，而这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支持。因此，伦敦作为货币市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对于不断增长的海外经济运作的意义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当时殖民地往往资本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资本的创造、调动和引导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对于英国与全球联系的发展，以及更狭隘地，从海外殖民地及其活动与全球经济活动中获益方面，都至关重要。这种资本流动为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从中汲取活力。企业主义则成为英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17世纪后期。

规模经济也改变了英国人的品位，尤其是创造了全新的消费时尚。这些新时尚利用了17世纪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背景，不仅包括购买昂贵的制成品或进口商品，如衣服、书籍和枪支，还包括购买相对普通、价格低廉的商品，如扣子、别针、针织袜和淀粉。

国际贸易也集中在主要港口伦敦，进一步凸显这座城市在全国的重要性：伦敦人口从1500年的5万到6万，增加到1600年的20万，到1800年则已经接近100万。1661年，日记作家、海军官员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乘坐驳船来到布莱克沃尔（Blackwall），“察看了码头和新船渠……以及即将下水的新商船，非常气派”。 为伦敦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补给，成为整个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以伦敦为中心的定期航线网络在建立全国性运输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印刷术、新教和议会的发展，伦敦对国家想象的掌控力比1650年要强得多。伦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国家高速变革的源头，同时也成为对这一时期的变革进行定义、阐释和论辩的文字、思想以及形象的源头。

在出版物当中，关于航海的著作对于英国商人意义重大。 1699—1700年，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驾驶帕拉莫尔号（Paramour）——他要求威廉三世为他提供的军用帆船——开始对南太平洋进行考察。通过这次远航，哈雷获取了丰富的可供分析与发表的信息。他在1689年绘制出了信风图，1693年绘制出了第一幅科学天文表，1701年绘制出了地磁图，这些都成为航海家的重要工具。

1702—1713年与法国的战争，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英格兰带来了新的收获。新斯科舍省落入英格兰人囊中，英格兰在哈德逊湾和纽芬兰的地位被法国接受。此外他们还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了直布罗陀、米诺卡和与西班牙新大陆的有限贸易权。国际竞争和冲突有助于引导政府的发展，既可以产生结构性因素，又意味着计划外的压力，尤其是战争资金所带来的压力。这种竞争也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得国内的情况可以通过相对的国际效力来评估，尤其是对法关系，从而导致新机构的产生，如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以及周期性改革的爆发。(www.daowen.com)

1707年与苏格兰的议会联合，是这一变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人们对继承问题的担忧，尤其是安妮死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以及苏格兰在外交政策上可能采取不同路线的紧张局面。除了安全和政治问题，苏格兰还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苏格兰经济的大多数方面都处在低迷状态，因此有影响力的阶层希望可以从颇为可观的英格兰市场以及不断扩张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可能性中分一杯羹。不过苏格兰内部的分歧也在这一联合达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持联合的主要是先前致力于《革命立法》的长老会。

但英国海外势力的全盛期尚未到来。1739—1748年与西班牙的冲突——“詹金斯之耳战争”（the War of Jenkins’ Ear），以及1743—1748年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对法作战，让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预期收益大打折扣，同时英国在战场上也难求一胜。而东印度公司方面，直到1757年罗伯特·克利夫（Robert Clive）在普拉西（Plassey）战胜孟加拉王公，才正式确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重要地位。法属加拿大要到1758—1760年才被征服，1759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城外战胜法军，从而攻克了这座城市。

尽管如此，海军的蓬勃发展却已经在集体想象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进程在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一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统辖不列颠尼亚，统辖四海

不列颠人永不为奴。

而在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清唱剧，如《扫罗》（Saul）中，其主题是把英国看作现代的以色列，一个需要履行圣经式爱国主义的民族，从而使英国光荣而“天选”的命运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时评者们则把国家认同、政治体制以及海洋性特质联系在一起，如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yne）在他的《今日大不列颠》（Magnae Britanniae Notitia: or,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1726）中大肆宣扬道：

大不列颠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而这实至名归，因为它是一个拥有众多商业港口和避风良港的岛屿。天然产品、蓬勃的制造业、国家在关税和税收方面的极大优惠、训练有素的海员、不断提升的航运能力、富于自由气息的宗教、舒适宜人的气候、我们政府所提供的便利与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海上贸易的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充斥着单纯的服从、依靠秩序运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贵族的霸权仍会被看成是自私和损害而遭到抨击。但是，如果说世袭等级制度已经面临广泛批评，或是紧张关系只是出现或更多出现在不同社会等级之间，而非等级内部，那也是一种误导。18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紧张程度可能有所加剧，但直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掀起波澜，阶级政治的概念才得以发展出来。偷猎行为（poaching）是社会紧张关系一个更长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