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11月，威廉入侵英格兰。在遭遇英格兰舰队的微弱抵抗后，他的军队于布里克瑟姆登陆。威廉带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攻城武器（还包括几千支火枪，用以武装支持他的新教支持者），显然是打算与詹姆斯大战一番。

这次后来被称为“光荣革命”的事件，是最后一次针对英格兰的成功入侵，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君主被取代的政变。而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治与宪政变革，则都来源于二者。内战似乎一触即发，但詹姆斯却认定自己没有胜算。他抛弃了自己的军队。随着威廉向伦敦挺进，王室军队士气节节衰退，权力也出现了真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世袭继承的传统被打破，威廉最初也承诺自己不会染指王位。但随着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詹姆斯被迫流亡，威廉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争取王位，但不会把它让给自己的妻子。

1689年，威廉宣布，由于詹姆斯离境退位，王位空缺，他引发的危机也就此解除。但实际上，詹姆斯是被迫离开的。而作为詹姆斯的继任者，威廉和玛丽被宣布为共同君主，只有在两人死后，王位才会归还给玛丽的妹妹安妮。通过宣布“补缺”，而不是重新选举君主，有利于避免任何意外状况。所有天主教徒都被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

光荣革命还导致“雅各布党”（Jacobitism）的诞生，它得名于詹姆斯的拉丁文写法“雅各布斯”（Jacobus）^[5]。然而，威廉入侵所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给苏格兰和爱尔兰造成诸多苦难的内战，它同时也是与法国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697年。路易十四希望继续维持詹姆斯二世的权力，于是为他提供了庇护与支持，还向爱尔兰派去了一支军队。尽管雅各布党最初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打了几场胜仗，但他们于1689年在苏格兰被击溃，随后在爱尔兰也节节败退，尤其是博因河战役（1690年）和奥格瑞姆战役（1691年）。从1692年起，威廉的军队控制了爱尔兰。这场战争不仅划定了《革命立法》（Revolution Settlement）所确立的政治、宪政和财政形态，也在英国内部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www.daowen.com)

对18世纪的辉格派观察者来说，光荣革命的意义堪比图腾，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差异性的重要起源。他们看到的是1689年《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带来的宗教宽容、1694年《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确立的定期选举、通过1695年《执照法案》（Licensing Act）废止的出版前审查制度，以及一个由进步知识分子，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组成的英国。

这种观感，在1988年的光荣革命300周年纪念活动中仍在继续。这场革命被定义为自由和宽容精神的胜利，创造出一个适合英国人生活的政治世界。然而，从苏格兰或爱尔兰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从来都无甚意义。此外，那些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英国社会无法抗拒自身对进步和自由普遍渴望的表现，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激烈的断裂，就像当时的人们一样。由于雅各布党的存在，继承权问题一直很棘手，直到1746年乔治二世的次子坎伯兰公爵威廉在卡洛登取得胜利，这一问题才宣告彻底解决。

然而，议会的作用现在更大了，比查理二世时期更甚，更不用说詹姆斯二世时期。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误导性地宣布詹姆斯抛弃了王国，同时还禁止所有天主教徒继承王位。而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无嗣而终的安妮女王，其王位由汉诺威选帝侯乔治继承，他是詹姆斯一世的后裔，即詹姆斯一世女儿伊丽莎白的外孙。大多数政治活动都通过议会完成，逐渐接受了选举、票决、政党、大臣等一系列规范程序，那个阴谋与叛乱的世界则渐行渐远。即便雅各布党仍是一个潜在的挑战，他们在1715—1716年以及1745—1746年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掀起波澜，但大多数政治动荡的因素现在已经消除。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成员乔治·利特尔顿（George Lyttelton）在他广为流传的作品《英国版波斯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rsian in England，1735）中，观察到一种转变，即查理一世时代的那种对于政治和宗教分裂的“热情”，到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除了狭隘的个人利益之外，我们对一切事物都漠然处之、毫无兴趣；我们对宗教、美德、荣誉，甚或是国家的利益都无动于衷。”^[6]利特尔顿认为长此以往，英国人的自由会因此受到威胁，而到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激进主义者将会专注于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