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他的父亲，新国王明显更胜任这一角色。查理二世平易近人，充满魅力，同时也是个灵活务实的人。复辟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能让政治问题自动化解，而且最终也没能办到。查理二世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越过议会施行政令，但也没有着手恢复17世纪30年代的特权税收和司法机构。不过，议会在1641年后通过的立法被废除，克伦威尔领导下建立的与苏格兰的特别联合亦告终止。此外，1662年的宗教协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重建了圣公会秩序，从而使新教的非正统派被疏远。

新的秩序即将瓦解，部分是由于查理的政策，但更普遍的原因是内战和空位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多元主义和意见表达被推向前台，人们期待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辩论与反驳。

同时，1665年的大瘟疫和次年的伦敦大火凸显了人类的脆弱性，人们对查理的宗教倾向感到担忧，同时又对他无嗣（唯一的孩子是私生子），以及他的弟弟是天主教徒感到担忧。这一切如滚雪球般，最终在1678年酿成了一场危机；反过来，对天主教的担忧则在同年催生了所谓的“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进而引发了“排挤危机” (Exclusion Crisis，1678—1681)：企图利用议会，将詹姆斯排除在继承顺位之外。其支持者被称为辉格党，而反对者则被称为托利党。

排挤最终以失败告终。与1638—1642年不同，王室保留了对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控制权。在英格兰内部，王室则不愿再冒风险发动内战。而1681—1685年间，由于辉格党的失败，托利党采取行动，对辉格党领袖进行迫害，还在1683年废除了《伦敦城宪章》（Charter of the City of London）。(www.daowen.com)

詹姆斯二世（及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在1685年登基。但查理的一个私生子——蒙茅斯公爵新教徒詹姆斯起兵造反。他在塞奇高沼战役中被击败，随后被处决。同样，苏格兰的第九代阿盖尔公爵阿奇博尔德反对詹姆斯的叛乱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受这些成功的鼓励，同时也是因为议会中非难的刺激，詹姆斯决心迎难而上，一意孤行。他开始施行更加专制的政策，并坚持自己的天主教化改革。然而，他任命天主教徒为地方大员的举措，最终却徒劳无功，因为这些人不具备传统贵族的声望和人脉。这些政策也令詹姆斯失去了查理在80年代初积累下来的宝贵声望，尤其受到坚持英格兰国教立场的保守派的排斥。本已被疏远的辉格党开始发展自由与同意权的观念，这将直接对王室政府发起挑战。

1686年和1687年，詹姆斯都没有召开议会，局面进一步恶化。1688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天主教徒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生了一个儿子，从而在继承权上超过了他第一任新教徒妻子所生的女儿玛丽和安妮，这无疑雪上加霜。反对派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更让詹姆斯的侄子和女婿、玛丽的丈夫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看到了坐收渔利的希望。新教联省共和国（Protestant United Provinces，今荷兰）的领袖威廉，同时也是欧洲新教徒反对法国路易十四的扩张主义的领袖。路易在1685年取消了法国新教徒可以坚持原本信仰的特权，令整个欧洲的新教徒感到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