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查理一世的施政，英格兰和苏格兰被詹姆斯称为“大不列颠”的共主邦联，最终走向破裂。查理是个缺乏常识的人，既不够灵活，也不够务实，生性狡猾，却无法取得信任。对尊卑次序和王权尊严的偏执，令他对异见置之不理，十分傲慢。由于异想天开的财政要求，尤其是“造船税”（Ship money）^[4]，以及过于明显地暗中支持天主教政策，令他在英格兰的支持率岌岌可危。但叛乱最终爆发在苏格兰。在那里，查理推行宗教改革，尤其是建立更加集权的主教制度和新的教礼，以及他对苏格兰方面批评意见的压制，最终酿成了主教战争（Bishops’ Wars，1639—1640）。这是内战的开始，也是这一时期冲突的表征：查理无力控制局面，而宗教再次扮演了重要作用。不列颠群岛的各个地区都因宗教分歧陷入分裂状态。

危机导致查理不得不向英格兰议会求助，但自1629年起，他便开始越过议会，进行“个人统治”，这无疑使得议会积攒了诸多不满，同时人们也对他的意图感到恐惧。议会愤怒而绝望地试图重建政治制度，将矛头对准了查理的大臣和他的政策。查理不得不丢车保帅，放弃了他最不受欢迎的大臣，第一代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托马斯在1641年受审并被处死。查理还在一些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包括废除特权法庭。然而，他对攻击教会政府的行为态度依旧强硬。

在山雨欲来的氛围中，1641年11月，爱尔兰发生了大规模天主教起义。武力镇压势在必行，这使得局势两极分化。关于由谁来掌控军权的争论，加剧了议会改革教会政府的诉求。王室和议会都剑拔弩张，并且明显地相互对立。查理诉诸武力，于1642年4月1日强攻议会，打算抓住主要反对他的“五君子”，但他们已经沿河边逃进了伦敦城，那里是反查理势力的中心。

于是双方都做好了战争准备。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海军，以及许多大城镇都支持议会，而1642年1月10日离开伦敦的查理，则在威尔士以及英格兰北部和西部的农村地区争取到了最大支持。双方都在每个地区和社会团体中争取力量，宗教、政治差异，以及经济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支持议会的力量获得了压倒性优势。信仰，尤其是宗教忠诚，是解释支持率差异的关键。查理代表着荣誉、忠诚和王权至上，但许多议会支持者对他的天主教倾向，以及当权教会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暗中的天主教信仰抱有强烈敌意。劳德的举措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回应，包括破坏教堂设施，如祭坛栏杆等被视为属于天主教的物件。(www.daowen.com)

1642年7月，内战在英格兰爆发。10月23日，查理在伊奇希尔（Edgehill）以微弱优势战胜了议会军主力。但11月13日，他在特恩汉姆格林（Turnham Green）的又一场恶战后败北，未能挺进伦敦。1643年，国王军占领了英格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攻下布里斯托尔（Bristol）；但是，1644年，已经在苏格兰控制住局面的长老会派出的一支军队，驰援英格兰议会军，攻入英格兰北部。1644年7月2日，在约克附近的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苏格兰–议会联军击败国王军。此役中指挥议会军骑兵的，是原本身为亨廷顿郡贵族的奥利弗·克伦威尔。随后英格兰北部被国王军攻占。

再往后，1645年6月14日，克伦威尔再次率领议会军的主力骑兵“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在纳斯比歼灭了国王军野战部队的主力。三个月后，第一代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率领的苏格兰国王军被击败。节节败退使得国王军的控制范围不断缩小。1646年5月5日，查理投降。

议会军的胜利，部分要归功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最富裕地区的支持，同时，查理的愚蠢也“功不可没”；但这一系列战役中，战斗素质、指挥技巧和机遇起到了重要作用。议会军足够幸运，他们在战争疲劳期到来前取得了胜利。但战争胜利并不意味着全部。议会、军队领导人、苏格兰人几方在教会政府、与查理的谈判、军队控制权以及大量军费开支方面，仍然扯皮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