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他同时也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1567—1625年在位）统治时期，围绕议会角色出现的紧张关系成为主要问题。1605年针对詹姆斯的天主教徒火药阴谋便是证明。这次阴谋中计划的爆炸，与威斯敏斯特的一次议会会议密切相关。

阴谋失败后出现的周年纪念活动，是新教方面创造的纪念日，目的是替代先前的圣徒纪念日。这一进程在伊丽莎白时期便已经展开，尤其是与西班牙的战争（1585—1604）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展，也为纪念民族历史提供了新的焦点。民族历史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阐述，最著名的是拉斐尔·霍林舍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1577）。印刷地图，如约翰·斯比德的地图，提供了国家的另一种形象，并通过印刷手段固定下来。

此外，与西班牙的战争还鼓励了英格兰的另一种定位，即它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地区，英格兰似乎必须且不可避免要发挥作用。随着民众对新教忠诚度的提高，回顾新教近代历程的全新国家纪念日也变得流行起来。每年11月17日，教堂的钟声都会响起，庆祝1558年伊丽莎白的入主，进而也是庆祝天主教统治的结束。挫败无敌舰队则提供了另一个纪念日。

尽管詹姆斯一世也是新教徒，但事实证明，他却是个很难被纳入这一英雄主题叙事中的人物。作为先前的苏格兰詹姆斯六世，他必须适应身份的转变，并为自己的弱势出身采取权宜之计。他是都铎–斯图尔特王朝联姻的受益者，由于亨利七世的女儿玛格丽特和詹姆斯四世成婚，再加上亨利八世的三个婚生子女都无嗣而终，他才得以登上英格兰王座。1603年，詹姆斯南下加冕。过渡时期的治理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困难，除了一次外出访问外，他一直留在英格兰，因此要比先前在苏格兰时更少受到苏格兰贵族之间争吵的折磨，也不必承受他们对王权的蔑视。

不过，苏格兰仍是个独立国家，由枢密院代为管理。尽管詹姆斯希望英格兰和苏格兰可以建立一个“友爱联盟”，或者至少在行政和经济方面有所联合，但最终只停留在共主邦联（personal union）^[3]的状态。英格兰人担心法律和宪法会受到影响，而威斯敏斯特议会则拒绝了议会或法律上的结合。(www.daowen.com)

作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统治者，詹姆斯缺乏魅力，难以赢得尊重和爱戴。他的政策不被信任，同时也无法避免债务的增加。但他在管理议会和宗教政治方面倒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像他在处理苏格兰派系问题方面一样。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并没有出现类似于17世纪初与20年代初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那样的失控或动荡状态。此外，王室的控制权还扩展到了爱尔兰。英格兰法律和习俗被强行执行，阿尔斯特（Ulster）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英国版图，随后这一区域大多成为苏格兰移民的定居点。

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实现了去军事化，这一区域先前很难控制。这成为公共权力主导军事力量的一个表现，一个佐证便是防御堡垒越发破败，尤其是在英格兰方面。

不过，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时期，许多贵族仍保留了军事力量。大地主们的军火库里不仅拥有火枪、长矛和长戟，甚至还有火炮。伊丽莎白的宠臣，第一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约1532—1588）是1553年被处死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1510年被处死的达德利的孙子。此人的封地肯尼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里藏有大量火炮。就连诺里斯勋爵这样的小贵族，在他位于伯克郡的封地也存有一批火炮。对许多贵族来说，囤积家兵仍是自身地位的重要组成，而通过王室权威招募军队仍是17世纪早期国家增兵的主要手段。然而，在詹姆斯统治时期，国家方面的军事力量严重衰退，到20年代与西班牙和法国开战时，这一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样，当查理一世面临苏格兰方面的叛乱时，他也因此陷入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