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在欣赏现代演绎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时，人们很容易产生这个社会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大致差不多的错觉。但事实远非如此，尤其是在生活经验和人口预期的基本细节方面。在经历了1500—1650年人口的明显增长后，英格兰的人口由不足250万提升到500万左右，苏格兰人口增加到100万左右，而人口增长也就此放缓。英格兰的人口在1660—1690年间，可能因肠热病和胃部疾病有所下降，而苏格兰的人口下降则主要出现在17世纪90年代。在许多地区，先前的人口增长随着1696—1699年、1727—1730年以及1741—1742年的人口锐减而抹平。但尽管如此，人口预期寿命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重要的上升趋势，从17世纪80年代出生者的30岁，提高到18世纪50年代的42岁。虽然直到1801年，英国才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但这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可能从1666年的507万，上升到了1751年的620万。随后，由于人口制度的变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迅速增加，在1801年达到了866万。

虽不及今天，但当时英格兰的人口便已经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占据了多数。1689年，英格兰人口约490万，而爱尔兰约200万，苏格兰约120万，威尔士约30万。尽管大部分人仍住在村庄、村落和农庄里，但城镇人口也越来越多。

农业的重要地位，保证了大多数人居住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如英格兰南部和东部、南威尔士肥沃的低地（如格拉摩根谷）和苏格兰中部低地。但农业的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和今天相比，更多的人可以住在农业吸引力较小的地区，而依旧可以从土地中赚取生计，如高地牧区。在乡村，吸引外来者定居的往往是那些能够为家庭手工业提供机会的教区。在这些地区，公共土地的可用性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为新增人口提供空间方面。然而，整个英国的地方发展差异极大，表明全国人口制度需要叠加在地方的生活模式之上，并需要通过地方生活模式加以调节。

这一时期，人口与家庭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与现代英国大相径庭。除了偶尔发生的因重婚、卖妻和贵族离婚诉讼导致的婚姻终止外，婚姻关系牢不可破。除非在其中一方死亡，或遭到遗弃，包括对方主动逃离社区的情况下，婚姻关系才会结束。婚姻同时是性关系以及生养子女的核心，这一点在今天的英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多数生育都发生在婚姻关系当中，尽管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和安全——更不用说合法——的堕胎机构，但记录当中的非婚生子女还是寥寥无几。

与现代英国不同，当时很多人终生不会拥有性伴侣，而其中一些人会寻找“露水情人”——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买春。很多男女终生都不会结婚，结婚年龄一般也都很晚。17世纪末，英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8岁左右，女性是27岁左右。因此，平均的生育年龄大约也会在青春期后十多年，而这一时期人们的青春期本身要比现代人来得更晚。

法律和社会习俗赋予父亲和丈夫权力。然而在实践中，他们的权威往往会因家庭生活中的动态平衡、个性的发挥，以及家庭应对挑战时的合作需要而被削弱。社会政治也有其等级划分。在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的戏剧《燃杵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1607）中，社会政治被演绎成了幽默主题。在剧中，商人学徒贾斯珀跟自己主人的女儿露西两情相悦，但商人却想把女儿嫁给另一个求婚者。于是商人夫妇把露西抓走，关押起来。贾斯珀假装自己去世，被装进棺材带进屋里，然后装成鬼魂现身，吓唬商人，从而迫使他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而在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的喜剧《鞋匠的假期》（Shoemaker’s Holiday，1599）中，一位贵族为了追求鞋匠的女儿，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鞋匠。

现实总要惨淡许多。困境中的年轻爱侣遭到父母或监护人权力的粗暴干涉，也成为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如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托马斯·德克尔的《咆哮的女孩》（The Roaring Girl，1610）。地位和权威都涉及其中，在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的戏剧《还旧债的新办法》（New Way to Pay Old Debts，约1622年）里，反面角色吉尔斯·奥弗里奇爵士贪婪地专注于通过家族联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失败则让他同时也失了心智。

对人们来说，当时社会抵御瘟疫的能力仍然很薄弱，尤其是因为医学知识依然有限。现代人总会假设有一个能够治愈一切的医疗体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相反，民间疗法和虔诚的祈祷成为广泛采用的治疗手段。不过，现代医疗的实际情况和现代人的安慰剂效应表明，这些手段也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考虑到当时人们对这些手段的信赖，即使没有实际疗效，它们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不过，医疗手段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尤其是在预防天花这种最严重的疾病方面。据说1694年它曾取走了玛丽女王^[2]的性命。1665年后，“大瘟疫”（Great Plague）来袭，仅伦敦便有近10万人丧命。天花取代鼠疫成为最可怕的疾病。由于天花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日益增长的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数量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幸存者身上也往往布满天花疤痕。在主要的城市地区，这种疾病成为地方性及流行性疾病，对婴儿和儿童尤其致命。

和其他许多疾病一样，天花也体现了社会选择倾向。穷人的居住密度往往比富人更高，因此也更易感染。此外，由于天花病毒能存活一年之久，可以通过衣物或被褥传染，而感染天花的穷人死后，其私人物品往往不会被销毁，而是由其他穷人继续使用，从而导致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起初，接种作为预防天花严重发作的手段，价值十分有限。不过从1768年起，由于广泛采用更加安全的“萨顿方法”（Suttonian method），即只接种尽可能少的传染性物质后，情况大为改观。进一步提高安全性的种痘法，直到1796年才投入应用，不过接种切实地对天花起到了遏制作用。(www.daowen.com)

但在防治其他严重疾病方面，人们没能取得太多进展，包括一些对今天的健康西方人来说已经不会致命的疾病，如肠道疾病。在18世纪和19世纪，斑疹伤寒、伤寒、流感、霍乱、痢疾、水痘、麻疹、猩红热和梅毒都是严重的问题。人口流动和国际贸易越发频繁，令流行病传播更加容易，不过对于某些疾病来说，接触也让人们获得了一定的抵抗力。其他一些今天可以治愈或抑制的疾病，在当时却让人们身体衰弱。营养不良阻碍了生长，影响能量水平，人们的抵抗力也随之降低，尤其是在16世纪90年代。饮食问题增加了结肠寄生虫感染、肝炎和沙门氏菌感染的概率。酒精和鸦片是当时仅有的止痛药，廉价的鸦片酊是万能药，也是标准处方的基础。

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保健服务体系，技术成熟的医生很少，而且一般都在城镇，出诊费用令平民难以承受。一些诸如发疱疗法和水银疗法的医疗手段可能疗效有限，而且往往会带来痛苦、危险，甚至是令人遗憾的后果。外科手术非常原始，没有麻醉剂可以使用。

此外，当时的社会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除工厂工人外，许多工业生产对其他人也会带来危害。制革、鞣革污染了供水，而砖瓦厂的窑炉则带来大量烟雾。对于个别污染问题，例如工业生产对供水的污染，社会层面会有一定限制，但并没有系统监督或是改进的驱动力。直到18世纪，尿液仍被广泛应用在清洗布料的过程中。

居住条件也是一个主要问题。拥挤的住房条件，特别是共用床铺，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尤其是呼吸道感染。大多数住所既不暖和也不干燥，晾晒衣物十分困难。这导致衣物清洗方面的困难，也使得衣物往往有很厚的多层布料构成，这样即便无法彻底晾干，人们也还是可以继续穿着。外出工作和徒步以及骑马运输的增加，大大延长了人们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时间。按照现代标准，人们的呼吸、牙齿和皮肤状况都很糟糕，住的房间也一定是臭气熏天。

火灾造成的破坏会非常严重。最明显的是1666年的伦敦大火，这场大火持续了四天。木头和茅草都非常易燃，消防工作则面临诸多限制，德文郡的蒂弗顿（Tiverton）在1726年、1730年，尤其是1731年连续遭到火灾重创，最后那场大火促使当地议会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该地所有房屋的屋顶都必须用铅、石板或瓦片建造；而在德文郡的其他城镇，克雷迪顿（Crediton）在1743年因一场大火失去了460间房屋，汉宁顿(Honiton)的大部分地区都在1747年和1765年的大火之后进行了重建。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也很激烈。能够导致人类死亡的动物——熊和狼——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狐狸对家畜的袭扰，以及狗群中的狂犬病传播仍是不小的问题。鼠患的问题更大，而臭虫、虱子、跳蚤和绦虫则会带来真实而广泛的恐怖。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现当时人们生活环境中的气味与污染了。通风受到限制，排水管也时常堵塞。人类生活在畜群和粪堆之中，这对健康状况无疑会造成很大影响。在建筑物周围堆肥存在危险，因为这很可能会对生活用水造成污染。没有排水管路的厕所和动物畜栏污水直接流向街道，甚至会在经过普遍多孔的墙壁时渗入屋内。露天厕所直接建在住宅旁边和卧室地下。不过，除了穷人的情况格外糟糕以外，疾病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平衡，如第五代普利茅斯伯爵（The 5th Earl of Plymouth，1751—1799）被描述成一个“胖得像球的英国老爷，很喜欢吃东西”，但到了1794年，他“情况非常糟糕，双目几乎失明，而且腿肿得厉害，人们认为他得水臌病了”。作为继承人，他的儿子寿命更短（1789—1833）。营养不良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以及对不利局面的心理承受能力。水果和蔬菜都是季节性的，而且价格昂贵。

对穷人来说，人们对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社会机制了解甚少，因此只能把贫穷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社会救济的标准被认为是区分应该被救济和不应该被救济的人。这一宗教道德原则考虑的是年龄、健康状况和性别，并不参照就业形势或收入状况。因此，体弱者、老年人、孩童和需要抚养子女的妇女成为贫困救济的主要受益者，而身体健全的人，无论是从事低薪工作，还是根本找不到工作，都无法得到救济。

不过，政府在许多方面的行动，都在谋求社会的共同福祉。例如英格兰政府自1586年起，便一直在通过《命令书》（Books of Orders），敦促谷物市场规范交易。为应对粮食短缺危机——这势必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挑战——治安法官有义务保证粮食供应情况，确保有充足的粮食流向市场。对分配问题及其解决的关注，也使得政府对信息十分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