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8年，西班牙试图派遣一支大型舰队沿英吉利海峡航行，以掩护从西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发起的对英格兰的入侵，这是对英格兰一次更为明确的挑战。尽管英格兰舰队规模较小，但具有优越的航海素质。当西班牙舰队来到英吉利海峡时，他们随即对其发动了袭击。随后，西班牙人在加来附近的无敌舰队（Armada），遭到英格兰火船队的夜袭，阵脚大乱，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遭受重创。西班牙人的入侵计划只得偃旗息鼓。在绕过不列颠群岛返航的途中，无敌舰队还因风暴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

这场胜利在英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被看作是“天佑英格兰”的结果，尽管西班牙海军自身有问题，运气以及有利的风向，再加上英格兰海军的英雄主义与战斗素质才是胜利的真正原因。这一结果促使人们更加坚信英格兰的新教主张得到了上帝的支持。1688年的“新教飓风”（Protestant Wind）同样被看作是因天意而起，帮助奥兰治的威廉（后来的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尽管在今天我们看来，伊丽莎白的政权一度岌岌可危，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上帝的认可足以令它不可撼动。

虽然内外交困是客观事实，但伊丽莎白一世在她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一直保持着控制力。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并没有爆发像法国（法国宗教战争）、爱尔兰，或是近在咫尺的苏格兰那样的国内冲突。伊丽莎白的秩序随其长期存在而越发稳固，宗教方面尤其如此。成年后经历过先前政策的人不断过世，越来越多的人在基督教新教的教育中成长起来，而经历过天主教不可撼动时期的人则越来越少。伊丽莎白是第一个无意拷问民众良心的统治者，她只追求他们外在的顺从。此外，新的宗教落地生根，与英格兰的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前者帮助后者得到进一步的定义。同样的进程也在苏格兰发生。在近代世俗英国，王室与教会之间反复变化的独特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难以把握，但它成功地确保了宗教改革得以在这个国家深深扎根。

与西班牙的战争始于1585年，一直持续到1604年，主要是为了挫败西班牙对（新教）荷兰起义的镇压。尽管西班牙对爱尔兰反抗英格兰控制而发生的叛乱进行的干预，随爱尔兰人的失败一同徒劳无功，但事实证明，想要取得对西班牙作战的胜利同样十分困难。由此带来的财政负担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压力。议会的反对声音在16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种反对是不容忽视的。由于需要利用议会来实现自己的王朝与宪法目标，亨利八世增加了议会发起的频率，也赋予它更多权力。尽管出发点是亨利的一己之愿，并且是在爱德华六世的摄政者主导下进一步发展，但议会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升。随着王室开始扮演议会中的权威来源，议会立法也变得越发普遍。(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的政治压力还来自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宗教和继承问题。在教会内部，出现了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倾向，它要求进行更激进的教会改革，从而导致更加严苛的加尔文主义式组织与神学精神成为主导。不满情绪集中在主教角色和教士法衣的性质上。同时，政治和宗教制度的越发成型，以及王位还将继续由新教徒继承的前景，令天主教徒积怨愈深，其中一些人开始策划暗杀女王。她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就解释了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一个失宠的前王室宠臣，为何要谋划取女王性命，以维护自己的地位。但由于阴谋未能得逞，罗伯特在1601年被枭首示众。

诸如此类的震荡，成为这一时期戏剧的背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仅是公共政治越发激烈，其中一部分是针对宫廷和议会事件的反应，同时公共文化也越发发达。大众对戏剧的欣赏成为这个时代的高潮之一。在苏格兰，戏剧得到了发展，涌现出大卫·林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但主要仍是在宫廷环境中上演。相比之下，在英格兰戏剧业，公共赞助和商业市场的需求与机遇都变得非常重要。1576年，伦敦开设了英国第一座专门建造的公共剧院——大剧院（Theatre），随后1577年的幕布剧院（Curtain）、1599年的环球剧场（Globe Theatre）接踵而至。宗教改革令表达上的限制大大降低，使得戏剧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表达了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愿景与矛盾，而其中诞生的词汇与短语表达则对英语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