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失败暴露了亨利六世作为国王的不称职，让他成了人们眼中的失败者，而这最终催化了玫瑰战争，即兰开斯特家族（王室正统）和约克家族之间斗争的爆发。这一系列战争始于人们从15世纪50年代起对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包括贵族对王室偏袒的反对，以及凯德叛乱（Cade’s Rebellion，1450）中民众表现出的敌意。这次叛乱也反映了民众行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更广泛的政治世界当中。忠君爱国可能体现在公民仪式当中，但到实践之时却常常失灵。

凯德叛乱的起点是肯特郡，直接原因是对采邑官员敲诈勒索的反抗，根本上则是由于民众对政府的普遍敌意。叛军在塞文欧克斯（Sevenoaks）击败皇家军队，攻进伦敦，杀死不受欢迎的官员。然而，和1381年起义一样，王室赦免摧毁了叛军的凝聚力。失去支持的凯德在伦敦被俘。面对叛乱，亨利一度走为上计，这种临阵脱逃的反应也助长了日后约克方面的信心。

武装反对亨利的宠臣是玫瑰战争的开始。1455年，约克公爵理查德攻击最亲近国王的领主，引发了冲突。在“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发展之下，领主开始每年以金钱而非土地的形式奖励自己的追随者，同时换取他们的服务，这使得英国国内的权力关系和军事力量都发生了动态变化。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保护关系，由有权势的贵族主导，他们是否愿意养兵，是否有能力为统治者派遣军队就变得非常重要。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导致国内冲突，但一旦国王与贵族之间，或贵族彼此间的关系破裂，贵族更容易集中和调配自己的力量。经济形势的恶化加剧了这个问题。白银的大量丧失（其中大部分都被运到了法国，维持战争开销）导致流通货币总量的急剧下降。

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都曾迅速镇压反对他们的势力。亨利四世挫败了强大的珀西家族，先后在1403年、1405年和1408年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亨利五世则在入侵法国前夕挫败了一场叛乱。相比之下，亨利六世对反对派就有些束手无策。他患有精神疾病，无力应对危机，而他的儿子爱德华尚且在襁褓之中。15世纪50年代的危机演变了王朝斗争，1460年约克公爵理查德（爱德华三世幸存的第四个孩子的孙子）加冕，同年即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战败被杀。然而，他精力旺盛的儿子在1461年成功夺取政权，年仅18岁即加冕为爱德华四世。爱德华不久后又在汤顿击败了兰开斯特军，巩固了自己的胜利。这场战役的参战人数可能多达6万人——可能是英国本土爆发的战役中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

爱德华四世之所以能在15世纪60年代初始终压制兰开斯特方面的反扑，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法国和勃艮第对兰开斯特的支持成为关键因素。因此，1463年，爱德华与法国的路易十一（Louis XI）进行了停战谈判。路易答应不再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同时还中止了与苏格兰达成的“老同盟”（Auld Alliance）。这迫使苏格兰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与英格兰签订停战协议。双方同时商定，都将不再为对方的叛军提供支持。这样一来，苏格兰人也放弃了兰开斯特军。结果孤立无援的他们在1464年于海德里高地（Hedgeley Moor）和赫克瑟姆落败，亨利六世也在1465年被俘。

然而，当“立王者”（Kingmaker）沃里克伯爵理查因失势而与表弟爱德华反目，转而投奔兰开斯特家族时，约克家族陷入了分裂的泥潭。结果，爱德华在1470年被推翻，路易十一扶持亨利六世再度上位。

这样的结果，导致1471年，爱德华与路易的主要对手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结盟。在他的帮助下，爱德华重夺主动权，同年即在巴内特击败了沃里克，在特克斯伯里击败了兰开斯特军，重新登上王位。这两场战役导致沃里克和亨利六世的儿子爱德华毙命；亨利六世本人则死于伦敦塔。爱德华终于在无人反对的状态下安稳地做起了国王，直到1483年去世。

继任者是他12岁的儿子爱德华五世，但这个孩子很快下落不明，可能是在他的叔叔、继任者理查三世（1483—1485年在位）的指示下，在伦敦塔被杀害。尽管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关于谋杀的流言还是让这个暴戾的人威望扫地。这一系列变故造成了无政府的氛围，一个佐证是这一时期，上流人家的家宅通常都有加固的迹象。政治动荡自然不利于良好政治的发展。实际上，玫瑰战争也为各地区——如德文郡——贵族之间的争斗提供了背景，与斯蒂芬统治时 (1135—1154年)的内战时期如出一辙。

尽管规模不及英格兰，但苏格兰也处在动荡之中。苏格兰面临的不仅仅是王朝斗争，从1384年起，王室内部便有两个派别开始为控制权大打出手。苏格兰还面临着边境地区的骚乱问题，规模较英格兰更甚。这一问题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已经成为苏格兰历史的重要主题，但随着与英格兰之间的独立战争的进行，一些强大的豪门，如边境地区的道格拉斯伯爵（Earls of Douglas），其财力和势力都得以大大增强。这个过程显然对王室权力造成了限制。

国王们不得不花大气力重整山河。詹姆斯一世（1406—1437年在位）重新在高地实行强权控制，处死不服从的豪门领袖。但在1429年和1431年，他不得不与更强大的对手——（西部）诸岛领主作战。这一势力在14世纪和15世纪逐渐崛起。詹姆斯二世在1452—1455年间挫败了道格拉斯家族的主要势力，而詹姆斯三世则在1472年夺取了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1476年攻下罗斯。詹姆斯四世乘胜追击，于1493年粉碎了诸岛领主的势力，将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张到了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即便如此，国王们的日子仍不好过。1437年，詹姆斯一世遭遇政变，政变虽被镇压，但他本人却被刺死在寝宫。詹姆斯三世一直饱受贵族的挑战，1488年，由于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他在绍奇本（Sauchieburn）被叛军击败后不久就被杀死。随后叛军接管了政府，但次年又被叛乱推翻。

由于经济问题造成的压力，这一时期的英国上上下下都很艰难。黑死病后，人口数量并没有很快恢复，而是进入了一个普遍停滞的时期。1361—1362年、1369年以及1375年，又有新的疫情爆发。这段时间的停滞使得国内农业和工业市场规模锐减，经济状况迟迟无法恢复。人口的减少也导致了很多村落荒芜或萎缩，在很多现代牧场仍能看到垄沟的痕迹，显示这里曾经被人类开垦为耕地。大多数市场和集市的交易量都在下降，冲击着城镇生活。长时段的背景则是气候的恶化。随着天气变冷，农作物的生长季节也受到限制，产量随之降低。苏格兰受气候影响格外大。(www.daowen.com)

但与此同时，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一些人从中获益。人口增长停滞令农民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农奴制的衰落和由此导致的租佃关系流动性大大增加，也进一步帮助他们从中获益。他们付出的劳动力被折算成货币支付，这一进程加速了货币对农村方面的渗透。较高的工资水平令他们获得了更多闲暇时间：在酒馆进行的社交性饮酒变得更加普遍。同样的趋势推动了政府对赌博活动的立法。畜牧业也在这一时期兴起，意味着肉食在社会上更加普及。

此外，布匹贸易的增长成为英国在这一时期重要的经济优势。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东盎格利亚和苏格兰南部高地，长期以来一直是羊毛出口中心，为低地国家重要的布业提供了基本原料。14世纪的约翰·特雷维萨（John Trevisa）所翻译的希格登（Higden）《编年史》（Polychronicon）中，将英国描述成“盛产优质羊毛的地方……为佛兰德斯人所爱”。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非常重要，一是因为这个时代尚不存在合成纺织品，二是当时工业生产的范围与后来相比也十分有限。

在14世纪和15世纪，出现了从羊毛出口到粗纺羊毛织物出口的转变，因为织物生产也开始在英国进行。这一转变带来了相当大的繁荣，至今还可以从拉文纳姆（Lavenham）和朗梅尔福德（Long Melford，两地均在萨福克郡）等城镇的教堂中窥见一斑。但东盎格利亚北部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林肯郡的重要性下降，让位给了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到16世纪40年代，英国出口的织物约有88%要经过伦敦，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首都的财富，也提升了其影响力。

布匹贸易也成为英国王室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就使得政府需要在海关服务和贸易保护方面投入更多力量。政治方面也需要有同步发展，以适应商业利益上的进步。布匹贸易还促使人们对低地国家的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行业与王朝和政治战略相互影响，导致外国对英国内战的干预。

玫瑰战争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战役达到高潮，最终以约克派的理查三世战死沙场，王位被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1485—1490年在位）取代告终。尽管都铎王朝通过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提出的王位主张十分牵强，但亨利七世却得益于理查三世的不受欢迎，后者在当时已经被很多贵族抛弃。实际上，在博斯沃思的战场上，决定战局走向的仍是理查身边人的叛变之举。

即便如此，亨利七世也仍要面对约克派的反扑，包括1487年的大规模叛乱。直到约克军在斯托克战役（Battle of Stoke）中被击败，玫瑰战争才正式落下帷幕。表面上，约克军打出的旗号来自爱德华四世的侄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六世，但实际上，这个伯爵却是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冒充的，此人可能是一位牛津商人之子。爱德华四世的外甥，首任林肯伯爵约翰，在这次叛乱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最终在斯托克战役中阵亡，而西姆内尔则被俘虏，最后得到赦免，成了皇家厨房里的一个卑微角色。

这次入侵/叛乱成为从1399年兰开斯特的亨利反对理查二世开始一系列事件的尾声。然而，对阴谋和统治的焦虑，却在这之后持续了数十年。在始终惴惴不安的亨利八世的领导下，很多可能对王位造成威胁的人都被早早处决。不过，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为妻，亨利七世为都铎王朝的合法性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将他的兰开斯特旁系血统，与约克家族血统紧密相连。

英格兰内战告一段落，再加上苏格兰王权在精力充沛的詹姆斯四世领导下得以巩固，都给加强中央政府提供了契机。这种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新制度的出现，但也有将权力与互惠互利的主导权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对贵族私人武装力量的坚决限制，亨利七世还设置了“公债”（财务担保），以表彰人们的良好行为。1470年威廉·伯克利勋爵（Lord William Berkeley）与莱尔子爵(Viscount Lisle)之间爆发的尼布利·格林战役（The battle of Nibley Green），成为英国本土最后一场私人之间的战役。

君权集中有利于王室司法有效性的提高。但同时，前几个世纪的剧情再度上演，即司法成为王室攫取利益的手段，引发众人不满。这种情况导致了亨利七世刚一去世，人们便行动起来，处死了两位不受欢迎的大臣：理查德·恩普森爵士（Sir 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这也是新国王亨利八世“六亲不认”式治国方略的一个戏剧性例子。

然而，在亨利八世治下，同样的敛财过程又再度上演。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给他对法国、苏格兰开战买单。这些战争的昂贵代价激起了民众的怒火。1525年，随着税赋增加，征税的名义变成了极其不受欢迎的“善行捐”（Amicable Grant）。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倾向性解释”（spin）并不是20世纪末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