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法在位末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海盗已经抵达英国。虽然最初只是零星的骚扰，但他们很快便构成了比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更大的威胁。维京人开始在英国各处征战：挪威人主要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活动，而丹麦人则征服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东盎格利亚王国（865年）、约克王国（866—867年）以及麦西亚王国（877年），但随后，他们在爱丁顿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击败。879年，丹麦人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寻求机会，阿尔弗雷德的这一战功得以延续。他开始在英格兰东南部作战，攻占了伦敦。

阿尔弗雷德和他出色的继任者，尤其是长者爱德华（Edward the Elder，899—924年在位）以及埃塞尔斯坦（Athelstan，924—939年在位）统治的这段时间，对英格兰身份认同的形成尤为重要。他们击败并赶走了丹麦人，征服了米德兰兹地区，更在经过艰苦的战斗后一统英格兰北部。因此，埃德雷德（Eadred，946—955年在位）可以算作第一位英格兰国王，而随后，在973年加冕的埃德加（Edgar，959—975年在位）则可以看成是第一位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的人。先前丹麦人对其他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攻伐掳掠，使得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被描绘成奋起反抗的英格兰人，而非仅仅是韦塞克斯王族——尽管如果换个角度，麦西亚王国和北部诸国，其实是被他们武力征服的。

阿尔弗雷德对发展宫廷文化十分热心，热衷于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把自己描绘成基督徒及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反抗丹麦异教徒的领袖。他是迈向新的政治形态、新王国——古英格兰王国——这一转变中的关键人物。这是一个不需要明确种族定义和地理范围界定的王国。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麦西亚和韦塞克斯不断融合的趋势尤为显著。由于远离韦塞克斯的权力中心，诺森布里亚倒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这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其内部也在不断发展，这个过程得益于阿尔弗雷德及其继任者的大力推动。最重要的发展，包括郡县制度的进一步巩固，作为统治者和自由民之间纽带的公共法庭建立，以及有效的税收和兵役制度的形成。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任者兴建了一批“自治市”（burh），这个词的本义是堡垒或围墙，但此时这些自治市不再仅仅是军事基地，而同时具备了城镇的功能。它们的建立既拱卫了王权，又促进了经济活动。这些自治市的选址和发展也与交通系统的发展相呼应。例如牛津的建立，便与泰晤士河上一座桥的建造息息相关。城市活动从整体上看较以往更加活跃。到1066年，约有10%的英格兰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地区比农村地区更明显地处于王权的管辖之下。

铸币制度也有进一步的调整。阿尔弗雷德重新规定了铸币标准，表明此时王国已不再仅仅依靠武力统治，其政府已经臻于成熟。与此同时，对于古英格兰王国的性质、权力和稳定程度，目前还存有较大争议。强调古英格兰王国的稳定性，意在表明现代英格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发，从而进一步强调英格兰国内的长期安定，其制度——自古英格兰王国起便已存在的公共法庭参与制——源远流长，且发挥了有效作用。至于相反的观点，则可以对这两点提出质疑，尤其是古英格兰王国当时对北部地区究竟有多大统治力，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反对势力望而生畏。

古英格兰王国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一个基本上覆盖了现代英格兰疆域的远古王权，但我们尚不清楚，这个远古王权在多大程度上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英格兰身份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诞生。古英格兰王国的政治语言，的确对背景各异而且还曾在不同身份的统治者治下生存过的诸民族起到了作用。这种已经统一化的民族情感，可以在纪念991年与丹麦人作战的马尔登战役（一次光荣的失败）的诗歌中看到。它也出现在将一些圣徒当作民族英雄的具体做法中；但这些情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共有，目前也不得而知。同时，一个没有限定、还在事实层面存在矛盾的民族，将其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必然有些牵强。按照当时的标准，在君主统治下，古英格兰王国运转有效且国力强盛。因此，英格兰的政治、宪政和政府渊源完全可以追溯到9世纪。当时有效的王室司法与法院制度相结合的做法，对英格兰法律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都可谓深远。

另一个相关的争论，集中在这个王国军事权力的性质上，不仅仅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权力，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令英格兰成为一个拥有防御机制的国家，而不再是一个高级战斗集团。理论上，当时所有自由民都有义务在民兵或军队里服役，这当然是公共权力的体现。然而，领主的权力、扈从，以及土地所有权也十分重要，以郡县为基础组建的军队，其核心很可能来自地主阶级。从10世纪90年代开始，还产生了一个传统，即通过税收来支付训练有素的佣兵的酬劳，来为王室服务。

肯尼思·麦卡尔平（Kenneth MacAlpin，卒于858年）在大约843年时成为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统治者，这个家族的统治延续了数代。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教会为苏格兰君主统治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政府也变得更加系统化。然而，苏格兰较之英格兰，经济相对落后，其政府发展程度也有限。此外，现代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以墨累河河口为中心的地区，更不必说更北部和更西部的地区，都对其统治进行了抵抗。这个王朝更希望向南扩张，它在10世纪初占领了斯特拉思克莱德（Strathclyde），还在那个世纪稍晚时间占领了洛锡安。这一进程得益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没有明确的地理分界，也没有民族区隔。最终构成苏格兰的人口包括苏格兰人、皮克特人、盎格鲁人和不列颠人，而且直到12世纪中叶，坎布里亚和诺森布里亚究竟该属于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当时的苏格兰国王需要为自己在英格兰北部拥有的土地，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和致敬，这让情况变得复杂。直到1237年，苏格兰才通过签订《约克条约》（Quitclaim of York），放弃了英格兰北部的土地。(www.daowen.com)

在平庸的“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Aethelred the Unready）统治时期，英格兰在10世纪90年代和11世纪初再次面临丹麦人的挑战，最终在11世纪第二个10年被丹麦人的大举进攻击溃。覆灭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分裂，同时埃塞尔雷德二世的文韬武略也远不及阿尔弗雷德，但丹麦人的强大却不容忽视。和英格兰一样，他们同样得益于政治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1016年，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Sweyn Forkbeard）的小儿子克努特（Cnut）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这一年早些时候，后者刚和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王”埃德蒙 (Edmund Ironside)议和。埃德蒙尚且控制着韦塞克斯，克努特则把麦西亚收入囊中，但随后埃德蒙便去世了。

克努特对英格兰的统治十分精明，直至其1035年去世。从1019年起，英格兰成为包括丹麦和后来的挪威在内的复合王国的一部分。此时的统治是“盎格鲁–丹麦”式的，与先前的侵略者不同，克努特直接掌控了整个王国。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培养支持者，但没有大规模征用盎格鲁–撒克逊地主的土地。他甚至还小心地与势力强大的修道院维持着关系。

然而，克努特的儿子们，同父异母的兄弟“飞毛腿”哈罗德（Harold Harefoot）和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尽管战功赫赫，却连家族团结都无法维持，更无力维系这个本就处在分裂状态的“盎格鲁–丹麦”王国了。于是在英格兰方面，韦塞克斯家族于1042年轻松复辟。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King Edward ‘the Confessor’）恢复了原本的君主制，在伦敦众望所归的氛围中坐上了王位。伦敦市民对王位继承看法的表达，在克努特和“飞毛腿”哈罗德死后便已显露端倪，表明了市民团体的存在。

接下来，1051—1052年，爱德华遭到当时最为强大的贵族——韦塞克斯的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的挑战。尽管内战并未爆发，但爱德华缺少子嗣，注定了他的王朝难以为继。1066年，在他去世后，继承权问题引发争议，爱德华的亲戚诺曼底的威廉公爵（Duke William of Normandy）与爱德华的姐夫、戈德温伯爵的长子韦塞克斯的哈罗德伯爵（Earl Harold of Wessex）争执不下，同时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Harald Hardrada）也提出了要求。在本该成为又一个“三王之年”（如1483年和1936年）的这一年，哈罗德最终获得了大部分英格兰贵族的支持，并在爱德华此前的钦定下成为继任者。

然而，威廉和哈拉尔却不肯就此作罢。针对威廉的蠢蠢欲动，哈罗德将军队部署在南部海岸。然而率先发难的却是哈拉尔，他率军在约克附近登陆，于9月20日在富尔福德击败当地守军。但哈罗德也不甘示弱，立即挥师北上，在9月24日于约克城外爆发的斯坦福桥战役中突袭得手，杀死了哈拉尔。然而4天后，威廉在南部海岸登陆。哈罗德又立即南下，两军于10月14日在黑斯廷斯狭路相逢。

这是一场在两支精锐部队之间爆发的遭遇战。尽管诺曼人在弓箭手和骑兵方面占据关键优势，但究竟鹿死谁手其实很难判断。不过最终，人数上占优的英格兰军队在山脊建立起的盾牌防御阵地，被诺曼人真实或佯装撤退时发动的袭击打乱。英格兰军队的阵地随即被冲开。

哈罗德的战死成为转折点，既使得诺曼军队完成了这场战役中的致命一击，又确保了战役的结果。在这场战败导致英格兰军队节节败退的趋势下，威廉迅速向伦敦推进，成功登上王位，加冕为威廉一世，并以“征服者威廉”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当英格兰人在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教堂欢庆新国王加冕时，教堂外的诺曼军队却始终警惕着叛乱的发生。他们过度的反应导致几座建筑物被烧毁，一些旁观的市民被杀。这说明此时的局势仍然高度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