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与身份和价值问题紧密相连。随着这些问题的争议越来越大，公共历史的性质也变得越发可疑。这种质疑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但近年来，随着国家认同在一些人看来越发漏洞百出、不清不楚，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情况导致英国（与其他地方一道）开始出现针对通过公共手段进行公民身份确认的争论。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手段是控制性或限制性的，比如21世纪初和2010年后出现的关于身份证件和更严格的移民管理措施的建议，以及对将考试作为获取公民资格条件的进一步施压。而在另外的层面上，人们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对身份认同的探究，这种探究的目的是引起并理解共同记忆与权力结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进程密切相关，它被认为是为这些信念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背景，也为它们的表达提供了渠道，从而使身份认同得以成立。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一部关于一个国家的简短历史，如果假设它可以不受这些争论的干扰，显然是不够理智的。有许多敏感因素需要考虑进来，对英国来说，其中最明显的一些都与它漫长的过去有关。譬如《BBC历史杂志》（BBC History Magazine）就曾在2006年的6月号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为“你认为应该将哪个历史纪念日设立为‘英国日’”提供了10个选项，结果6月15日，即《大宪章》签订之日脱颖而出。《大宪章》是贵族反对派强迫约翰王签署的文件，以书面形式对王室权利进行了限制。因此它也被视为一份自由宪章。2014年3月12日，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曾在广播四台（Radio Four）呼吁制定一个“类似《大宪章》的权利宪章”，保障人们在网络上的权利。但实际上，1215年的这份宪章，在对约翰的统治提出批评，并肯定了一种不同的统治要求的同时，更直接关乎的是英格兰历史，而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关系不大。当时约翰治下的领土包括英格兰、威尔士的一部分、爱尔兰的一小部分，以及越来越少的法国领土；但他从未统治过苏格兰，或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全境。

敏感意味着需要平衡。这本书该用多少篇幅来介绍苏格兰或威尔士的历史，或者详实地讨论过去两个世纪移民在英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更广阔的背景，尤其是欧洲的背景，与英国历史有怎样的联系。然而，为了应对针对平衡提出的批评而调整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风险。对明显的吹毛求疵做出回应，往往会造成新的倾斜，比如刻意忽略本应给予足够重视的英格兰历史，反而让“四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平分秋色，这便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倾向。

另一种普遍误区在于对英国地方及地区发展的忽视。相应的关注需要注意到地区在角色上的变化，同时还要注意到地区自身重要性的变化，例如在18世纪末以煤炭为基础的工业兴起之前，英格兰北部、西米德兰兹、苏格兰中部地带和南威尔士的重要性都不及日后（相对而言，人口也较少）。相反，这一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英格兰南部，因为这里不仅拥有最肥沃的农业土地，大多数政治和政府机构，以及海军基地、多所大学，法律和出版中心也都坐落于此。

这里便有一个单独的问题，无论如何恰当地对地域进行划分，都会分散人们对整个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联合王国身份认同和经验的关注。与此同时，对地方和地域层面的变化进行考察，既可以抓住一个关键层面的经验，又可以推进英国在国家层面如何改变的讨论。因此，W.斯坦利·赛克斯（W.Stanley Sykes）在他销量颇好的作品《失踪的放债人》（The Missing Money-Lender，1931）中提到了巴哈文（Barhaven）——一个虚构的英国制造业小镇，19世纪无计划的快速增长显然在那里留下了印记：

昏暗肮脏的小房子背靠背挤在院落和巷子当中，丑陋到令人难以置信，完全不顾采光和空气；嘈杂、烟雾缭绕、臭气熏天的工厂随意地散布在小镇的居民区当中——所有这些工厂都竖起了迷宫般的烟囱阵，让浓烟永远遮蔽天空。

为了纠正过去50年的错误，人们正不顾一切地进行着昂贵的努力。20世纪的钟摆又猛烈地摆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是现代交通死亡陷阱的狭窄街道，现在正在以惊人的代价进行拓宽。

诸如此类。被改造的环境，和其本身的建筑群落一样，都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环境压力、就业机会和监管驱动。这些统统会对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经验造成影响。

而在单独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作为经验的历史和作为因果进程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分别对这两种历史给予多少关注。

在英国，长期以来，有关国家历史和因果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由辉格史方法来解决的。这种方法以英国的一个政党来命名，其本身也与18、19世纪期间的一种重要政治与思想倾向相一致。这种方法强调这个国家的新教身份认同，强调它对个人财产、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尊重，并将这些作为保障自由的手段。这种方法统合了借由本国独特性达成的爱国意识，以及时常冒头的排外情绪。历史被描述成一个注定的进程，一定会在稳步发展后收获质的提升——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目的论进步主义。

例如，1760年，高产作家约翰·洛克曼（John Lockman）就曾在他的著作《英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England）的第 14版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努力让全体国民沐浴光明，使他们对我们纯洁的宗教及其迷人的仆从——自由——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让他们对教皇（天主教）和他的仆从——奴隶制——心怀憎恨。”当时的英国观察家们谈到的奴隶制，自然指的是英国国内的情况，而非整个帝国，即政治手段——为经济目的驱使的劳动力并不在讨论当中。洛克曼的言论恰到好处地抓住了由鲜明的民族意识主导的意识形态框架，这种框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显而易见的威胁，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应对本身，对国家身份认同以及政府政策具有何种程度的重大意义。

这种辉格史方法所固有的进步观念，很容易被同时代人借用，并应用在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现代化讨论当中。在具体的说法里，迷信被摒弃、现代性已经“大爆炸”，这些都是“光荣革命”、宗教宽容、“理性时代”、工业革命、“公共领域”兴起——咖啡馆和报纸，以及民主理想的累累硕果；人们的生活本身也日新月异，包括享有更便捷的交通手段（运河、公路和邮政服务），生活节奏加快，新闻的传播也更加迅捷。

对先前的历史观念发起挑战，同样也是这一方法的一个方面。这些挑战表明历史观点往往都具有广泛的政治背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日后。例如，1828年11月8日《埃克塞特周报》（Exeter Weekly Times）的一篇社论开篇便谈道：

火药阴谋^[2]

11月5日的再度到来，唤起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所谓盲目顽固的新一轮苛责；这样一个令国家转危为安的纪念日受人利用，成了让昔日的误解再次浮上水面的借口，异议进一步散播，激起早已作古的仇恨。天主教的不容异己原则被新教徒借题发挥，现成的谩骂取代了历史真相。即便是在自由主义者当中，现在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阴谋真正的来龙去脉；至于那些庸常之辈，谁还知道除了天主教徒阴谋，火药阴谋还有其他别的名字？

这则关于1605年火药阴谋的讨论，在1828年具有特别意义。当时关于天主教解禁的争论十分激烈。辉格党提议解除天主教徒在法律上受到的限制，这一议案先是遭到托利党的强烈反对，随后在内阁方面也引发了分歧。不过最终，1829年，国会还是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在其支持者眼中，辉格主义当然是一种纯粹的进步主义，并不存在专制或应和民主的考量。但随着选举权（投票权）的扩大，民主和民粹政治变得越发重要，这样的愿景变得不切实际。

1832年的《改革法案》或《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选举权的扩大，但更恰当的说法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通过1867年、1884年和1918年的后续法案，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此外，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旧秩序，而民众购买力的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主义压力也进一步带来了变革。

这些变革自然也对辉格史方法产生了影响。它的叙述方式发生了改变，先前对于稳步前进的强调也开始淡化，尽管其中一些核心内容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是今天。作为另一个重大转变，辉格史方法中的目的论进步主义越来越多地从宪政、政治和帝国等主题中解脱出来，转向社会进步和赋权的概念——一些似乎更适合成为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民主社会的主题。然而，这样的转向使得公共历史的宪政与政治维度变得面目模糊，这也是当前人们对于这一维度、乃至整个公共历史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

在讨论英国历史时，辉格史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基调、方法和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并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我们还需要面对技术和内容上的问题，即一本历史书应该讨论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历史分期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形式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叙述的作用，以及原因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历史往往是叙述性的。此外，由于材料的熟悉性和主题的庞杂相结合而产生的压力，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人们可以简而叙之。

但这种简化也必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挑战了过去与现在人们各种理解历史、阐释变化方法并存的必要性。前言中提到的结构与结点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一种。所以在本书中，我并不打算提供一种简单的叙述。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叙述中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在一个国家的历史本身，和对这种历史解释的尝试之间。

当前人们对历史的争论——2013年，随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历史教学国家标准修订遭到反对，这一问题成为焦点——呼应了我上面提到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反对和争论恰好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其间所涉及的具体话题，以及人们争论时状态的明显变化也同样如此。在审视国家历史时，浮上水面的话题往往都呼应了当时社会最紧迫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16世纪，英国建立新教教会的历史性，进而是合法性，在当时便成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争论不休的话题。1559—1575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竭力贬低罗马教廷的重要性。他在《大英教会溯古》（De Antiquitate Britannicae Ecclesiae，1572）一书中强调了英国教会悠久的历史渊源。天主教徒方面则强调597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派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传教，使肯特等王国皈依一事。当时的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Aethelber，约583—616年在位）很快皈依，并且支持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罗切斯特建立三个主教辖区。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在他的戏剧《亨利八世》（Henry VIII，1613）中为宗教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诗性的维度。该剧在环球剧场首演时，为宣告饰演国王的演员入场，舞台上发射了一枚炮弹，结果烧毁了剧场的茅草屋顶。这使得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没有机会说出对婴儿的颂词（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这个婴儿也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生于1553年。按照莎士比亚的剧本，克兰默要“依上天命令”，为这个婴儿献上颂词，颂词中预言这个婴儿的美德终将凤凰涅槃，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1603—1625年在位）身上重生，令其成为一代明君：

他必将茁壮，(www.daowen.com)

如山间苍松以它茂盛的枝叶

福被周遭的平野

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对当世的繁荣提供预言和正当理由，同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合法化形式。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历史提供的是一种示范性的叙事，不仅提供辩护，还为当代状况提供了置于历史背景下的机会。因此，对于在19世纪早期致力于推动议会及其他改革的辉格党人来说，恐吓反对改革的乔治三世（George III，1760—1820年在位）和乔治四世（George IV，1820—1830年在位），可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这是可行的手段。毕竟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推翻詹姆斯二世（他同时还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一直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光荣起点。

辉格党人同样也不难从他们的前辈里找到英雄人物。在第六代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位于沃本的庄严大宅（堪称乡间宫殿）的名人殿中，陈列着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半身像，与他相伴的是第五代公爵弗朗西斯（1765—1802）、第六代公爵约翰本人（1766—1839），还有古典罗马时期那些著名的正直人物，如大小布鲁图斯，一道组成了对英雄与美德的纪念。出自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3]之手的楣饰描绘了自由，而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Richard Westmacott）^[4]的雕带则以充满英雄气概的行军图为主题。自由就这样被占用，并小心翼翼地嫁接在辉格党的族谱当中。此外，当世之人也会很快被投入到历史神话当中，如福克斯，在1806年去世后迅速便获得了标志性地位。这一点从当时的洗礼名选择和年度晚宴中便可得证。

反过来，辉格党自然也免不了遭受严厉批评。在托利党和激进分子看来，辉格党人都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更进一步，对于托利党人而言，辉格党人还都是激进分子的盟友，尽管实际上辉格党人根本无暇去搞激进主义。

对过去的描述不仅服务于对国家政治的不同观点，也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策略，比如对自己的来龙去脉十分挂心的贵族家族、镇议会以及个人家庭。例如曾有一段时间，在汤顿镇，每年5月11日，人们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纪念1645年英国内战期间议会军控制的据点成功破围，这一事件被看作是保皇党的失败，实属天命难违。一年一度的庆祝布道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庆祝活动则延续到了70年代。在政治层面，这些活动都是不信英国国教者反对托利党集团（镇政府）的一种激进表达。这些地方政治行为缓和了历史分歧，并为之注入活力。

而从政治谱系的另一端来看，18世纪对斯图亚特王朝在查理二世主导下复辟的庆祝活动，是对正统主义以及第二次复辟的呼吁，即流亡的斯图亚特人对王位的要求，因而同时也是对1714—1837年执政的汉诺威王朝的批评。

宗谱是目前英国最流行的历史形式。当国家档案馆把19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放到网上时，系统一度崩溃。然而，宗谱的意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风气变化的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迹象是，到了21世纪，大多数人似乎并不介意发现自己的祖辈父母并未合法成婚，或者是私生子，甚至是一些存在犯罪性质的情况。这种态度，与历史上人们对宗谱的态度大相径庭。曾几何时，人们会把宗谱当作发掘杰出的、社会地位崇高的先人，从而提升自己家族地位的手段。

家族历史的问题，关系到的是何种历史更具普遍意义。直到前不久，王侯将相仍然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但最近，情况有所不同。1999年，为迎接千禧年的到来，英国皇家邮政发行了一套共48枚的邮票，分成12组主题：发明家、旅行者、病患者、开拓者、劳动者、文体明星、市民、科学家、农民、士兵、基督徒以及艺术家。五年后，为纪念英国参战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150周年，英国皇家邮政也发行了纪念邮票，但邮票的主题并非战役场景或是高级将领，而全都是普通士兵，取材自1856年他们从战场上凯旋时的真实照片。

同样，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开始了对历史的再现，如《英国维多利亚住宅狩》（1900 House，1999），通过让一个真实家庭住进维多利亚时期的旧宅，用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来实现重现昔日日常的目的。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人们呈现的更多还是今天的观念和基于当下对过去的戏仿。历史不可能轻易再现。

有关国家历史的艺术呈现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人们自然无法想象如《金鼓雷鸣》（The Drum，1938）《四片羽毛》（The Four Feathers，1939）等战时电影中呈现的当时对帝国的情感需求。后者根据A.E.W.梅森（A.E.W.Mason）发表于1902年大受欢迎的同名小说改编，对近代大英帝国在苏丹（英国最终在1898—1899年征服了苏丹）的攻伐大业进行了再现（并非是对这个题材的首次尝试），进而对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做出了定义。此外，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1839年的浮雕作品《废黜殉节》（指印度寡妇须随丈夫一同火葬殉葬的风俗）——作为孟加拉总督（1827—1835年在任）及第一任印度总督（1833—1835年在任）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雕像的基座，和他于1829年在加尔各答大教堂为早先曾担任过类似职务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所完成的部分纪念碑一样，都已经成为古老的回声。相反，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一种反帝国的自由主义，对早先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帮助其他民族实现共荣的说法嗤之以鼻。

在电影界，过于激进的声音鲜少得到支持。例如，作为有史以来少数几部得到自身历史学家认可的历史影片，凯文·布朗洛（Kevin Brownlow）和安德鲁·莫洛（Andrew Mollo）于1975年拍摄的低成本独立影片《温斯坦利》（Winstanley，1975），讲述了17世纪中叶激进的“掘地派”（Diggers）运动^[5]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故事。这部影片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盛赞，但最终只是通过电影俱乐部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发行。相反，对大英帝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进行批评的影片，如成功的音乐剧及电影《仙乐军魂》（Oh! What a Lovely War），则使用了先前观众难以接受的内容及表现手法。

“掘土派”在公共记忆中鲜有共鸣，不过相比之下，1381年农民起义和1834年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Tolpuddle Martyrs）^[6]倒是仍在被人们提及。如进入21世纪后，左翼民谣歌手罗伊·贝利（Roy Bailey）和左翼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都曾利用这两个主题进行过巡演。

除了解释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认知，以及历史当中的认知，也都并非一成不变。印刷术的普及对民众的读写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影响不止于此。对国家的视觉理解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Henry IV）的第一部（1597年）中，威尔士领袖欧文·葛兰道厄（Owen Glendower/Owain Glyndwr）曾对他的同党说：“来看看地图，我们要不要划分一下各人的权利。”但实际上，在1403年谋逆之时，他们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当时地图尚未普及，而且质量也有问题，不能帮他们准确地“划分权利”。然而，对于16世纪末的观众来说，受益于印刷术的进步，他们对更多视觉图像有了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地图；这同时也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人们对地图的使用更加普遍，因而三位谋逆者参阅地图这一情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哈利·霍茨波对特伦特河道对他的那一份领土的影响感到不满：

我想你们分给我的勃敦以北（特伦特河从中穿过）这一份土地，讲起大小来是比不上你们那两份的。

到20世纪，随着大众教育普及，人们对国家地理形态的认识也更清晰，这为理解国家历史提供了清晰的空间背景。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这种认识反而被削弱了。高速公路可以轻易从崇山峻岭穿过，例如M40公路让奇特恩斯丘陵变得毫无存在感。

大众兴趣和认知的转变，影响了历史观点可以、能够被理解和表达的背景。历史、地理和文化参照的框架一直都在不断变化，这既影响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了对过去的阐释。与此同时，故去之事的部分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变化。

注释

[1] 英国计算机学家，万维网（WWW）的发明者。——译者注

[2] 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发生于1605年，是一群亡命的英格兰乡下天主教人群试图炸掉英国国会大厦，并杀害正在其中进行国会开幕典礼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家人及大部分的新教贵族的一次并未成功的计划。后来每年的11月5日，英国人以大篝火之夜（即焰火之夜或盖伊·福克斯之夜）来庆祝阴谋被粉碎。

[3] 英国雕塑家和插画家，以新古典主义作品成名。

[4] 英国雕塑家，曾主持大英博物馆的壁画装饰工作。

[5] 该运动主张贫民开垦公用地（common pasture），土地共有，人民共同耕种土地，带有现代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及农业社会主义色彩。

[6] 指一群名为“托尔普德尔蒙难者”的英国农民由于组成农业联盟而被发配到澳大利亚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