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巩固。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坚持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还被政治局会议撤了刚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的职。毛泽东、张闻天的权威是在正确指挥军事行动，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是在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胜利过程中得到巩固的。

第一，“四渡赤水”的胜利和会理会议的召开，巩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1月29日、2月20日前后、3月16日至17日、3月21日至22日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3月底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后，又奔袭云南，威逼昆明。然后挥师北上，于5月3日至9日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的高明。可是，在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时，军中领导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反映意见颇多，林彪甚至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在跳出包围圈后，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起来。

第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巩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三大主力的会师打下了基础。(www.daowen.com)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除了举行会师大会，号召互相学习，要求四方面军学习遵义会议决议等以外，决定周恩来的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担任；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吸收四方面军6名干部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两人进政治局）；一、四方面军重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原一方面的五军团、九军团与原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这就为日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准备了内部的条件。对于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始终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退却、逃跑方针。从两河口会议到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和思想斗争。对于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为调和主义，而进行军事示威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的无理行动，则坚决加以抵制。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闻天主持常委会作出决定，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并主编《斗争》，各部有事与书记张闻天商量，张还兼管组织部，主编《干部必读》。在这之前已经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张国焘破坏团结的错误主张又坚决进行了抵制，所以，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警觉到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时，果断地一致作出率领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及时脱离了险境。

第三，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后，在俄界即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毛、彭和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到达哈达铺后，及时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于10月到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形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并且有了一块较大的根据地，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和指挥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巩固地建立在这一支红军和这一块根据地之上，从而为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确立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