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主要功绩：一是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指明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就首先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革命战争问题上，克服了王明“左”倾路线；二是变换了党中央的领导：取消原来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当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作适当分工。这就在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建立的毛洛合作领导党和红军的格局，也是在从反“围剿”到西征突围一系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在五次反“围剿”中，因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博洛矛盾”不断加深，洛与毛的看法趋于接近，逐渐形成“毛洛合作”局面，这是以后形成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

早在1932年秋冬，张闻天就已经在文艺和宣传战线上比较自觉地开始反对“左”倾错误。1933年春，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洛甫和博古等一起进行了错误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很快就同博古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在对联合中间势力的“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上，“左”倾领导集团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了论争。在五次反“围剿”中，博洛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为红军粉碎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博古和李德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没有抓住这个重要关键。张闻天著文从反倾向斗争高度予以批评，并主张军事上应该“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进援助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反对组织这次拼消耗的战役。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革军委会上批评博古“不该同敌人死拼”，引起激烈争论以至不欢而散。二苏大会（“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简称）后，张闻天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得很好。他不仅在主编的《斗争》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而且学习毛泽东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区苏维埃的工作，同毛泽东联名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云山古寺，两人坦诚交谈，感情融洽，思想一致。这时，张闻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在署名社论中已经明确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批判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机械论者的种种错误，阐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包括转移地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长征出发前，在张闻天接受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基础之上的“毛洛合作”已经相当紧密了。

第二，在长征之初，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

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是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对最高“三人团”要把他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表示异议后留在总部而形成的。“博洛矛盾”和“毛洛合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本来就已经不是秘密，“中央队三人团”的出现，更成为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组织上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标志。毛、张、王三人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毛泽东结合前后五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实践主动地系统阐述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统地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样，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必然地成了反对错误军事领导的决定性的主要力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www.daowen.com)

第三，在湘江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张闻天抓住最高“三人团”无法再领导下去的时机，通过争论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在争论中毛、张、王三人占据了主动，而李德、博古则陷入了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上，这就抓住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极有利于在政治局内争取多数。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通过。接着，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会后两天，张闻天在黄平同王稼祥谈话，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而王稼祥先前已经有过把李德、博古轰下去的意见。王把张的提议首先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加以传播，得到赞成。此后，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也已经明确了。

第四，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领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以后，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张闻天。他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作“反报告”拿着一份提纲，这个提纲是毛、张、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这时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就为彻底否定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和“左”倾的中央领导定下了基调。毛泽东紧接着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发言也有力地支持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以及王稼祥的发言，得到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而“中央队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由于时间局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健全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一天（1月18日），政治局对常委分工首先作出一项决定：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2月5日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张闻天就任后，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即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对四方面军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经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了毛泽东在前方的指挥权。此后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争论。事后，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使命全部完成。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