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占遵义以后，闻天请毛主席担任前敌总指挥。到打鼓新场，开会讨论下一步怎样行动，大家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毛主席不赞成，以去就前敌总指挥之职力争。闻天主持会议，鉴于以前负责人专断不好，他看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也不表态，就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毛主席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表决掉了。当晚，毛主席又同周恩来、朱德商量，在恩来、朱德支持下，说服大家，结果还是没有进攻打鼓新场。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

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毛主席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

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作风是很民主的，他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一军团林彪还给三人小组写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

到了会理，闻天和毛主席商议后就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没有多少人，就是三人小组毛、周、王，朱和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

会理会议的情形我记得比较清楚。会议是在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开的，因为怕有飞机来轰炸扫射，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

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会议从5月12日开起，一共开了两三天。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下来，闻天叫我邀林、彭到瓦房子里来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经用门板搁好了铺。我想，闻天的意思是可以缓和气氛，便于谈心沟通思想。

我走进草棚子里，他们正谈得热闹。听到林彪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说：“我不干。”(www.daowen.com)

我说：“请两位司令员住到那边去。”

彭总对我拱拱手，说：“谢谢你，过天有了缴获，一定多贡献点，慰劳你。”

我说：“快不要谢我，又不是我要你们去，是洛甫要你们住过去。”

他们连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在这里挺自在的。”

我回去对闻天说他们不愿搬过来，也就算了。

闻天当时是书记。按照他的作风，听到各种意见都向毛主席反映，在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经过讨论甚至争论，他再做结论。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闻天总是支持毛主席。会理会议也是如此。最后闻天做结论，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

本来，革命队伍中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事。正确的意见、方针，也要通过讨论以至争论，通过实践，使人了解其正确，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会理会议开过了，争了一通，闻天做了结论，认识统一了，就完了。当时战事紧张，涉及个人之间的误会，都没有当一回事。彭德怀同林彪写信等事全然无关，他并且是反对林彪的提议的，这点我是亲耳听到，但他在会上会后都没有申辩，他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闻天更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事。但到一九四一年在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有人批评会理会议前闻天曾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团。闻天感到非常委屈，当晚回家后写了一封申明信，后来没有发出。闻天内向，不善于和别人随便谈心，沟通思想，这样，往往产生隔阂和误解。到一九四三年在学习两条路线、总结历史经验时，我对闻天说，会理会议可是个重要的事，你这一次把事情讲清楚为好。闻天这才接受我的意见。他乘许多人都在延安的机会作了一番调查。在整风笔记里，对会理会议作了澄清。我当时正式担任闻天的政治秘书，整风笔记这一部分还是我帮他誊抄的。

他在笔记中明确写道，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我当时批评下面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1943年底闻天写完这篇五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主席看。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到我们窑洞来送还笔记的情景。他真诚而高兴地对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闻天听了心情舒坦，认为毛主席终究是了解他的，误会也可以从此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