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红军二占遵义城。第二天吃过早饭，邓小平同志邀我们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去逛街呀！”我们一帮子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跟上小平同志一道到了遵义街上。

我同小平同志是1933年到了中央苏区之后才认识的。他是乐天派，再大的困难也不在乎。长征这一路上，艰苦得很，只要同小平同志他们在一起，就来劲。他态度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我们这一伙青年干部，在遵义街上逛，挺神气的。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高。遵义街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景象。正走着，迎面遇到了闻天。闻天跟我们点头打招呼，喊我。我就过街走到闻天跟前。他说：“到我那儿去聊聊，好吗？”我说：“好啊！”就跟他到了中央队的住地。

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朱德、恩来等红军将领住在黔军一个师长新造的豪华住宅里。遵义会议就在那里召开的。中央队毛、张、王住的是一个黔军旅长的房子，挺讲究的一座二层砖楼。二占遵义后，闻天还是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这回住的是平房，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相当宽敞。

我到了他们的住地，不见毛主席，忙问：“毛主席呢？”闻天说：“他到前方去了。”(www.daowen.com)

闻天招呼我进屋坐下。早春季节，天气阴冷。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闻天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煮一点醪糟给我吃。

我们一向谈话比较随便，可这次谈着谈着就冷场了。我预感到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我说。我们吃着甜中带点酸味的醪糟，沉默着。闻天终于开口了，他表示我们互相都了解，他希望不仅做一般的同志……表达得比较含蓄。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对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从“敬爱”到“恋爱”，其间有一大段距离。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两个字。我当时很生硬地直接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这么一说，这个话题只好搁到一边去了。谈到战争、工作，气氛又恢复了常态。闻天要留我吃饭，我说：“罗迈抓得可紧了，出来久了怕不好。”这样，他就让彭健送我回去了。

说实在的，我的话虽然说得很绝，但我的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幕幕往事都涌上脑际。刚到中央苏区不久，是他来一个电话，喊着我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要打我的“土豪”；在中央苏区那座小楼的客堂间打乒乓球，总要喊：“刘英，来一盘！”第一次到于都扩红，得亏收到他写给我们的长信，使我们没有在“肃反”中乱来；第二次扩红，毛主席在于都打摆子，高烧不退，他立刻派傅连暲星夜赶来于都，把毛主席的病治好了……这些事情，当时一点也不在意，这时回想起来，觉得闻天确实可亲可爱。不能否认，敬爱的感情确实在向恋爱转化。我不断警告自己，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讲恋爱、结婚的时候。这时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多了。贺子珍怀了孩子，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乡家里。廖似光（凯丰爱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撇下（这些孩子后来没有一个找到的）。刘群先（博古爱人）说得俏皮：“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这句笑话，说得很实在。我认准了：在征途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我不能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