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我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当时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男同志有贾拓夫、吴亮平、潘汉年、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李维汉）。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做得较多的工作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下来，住到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地方工作部的任务又加了一项，叫作“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在地方工作部时，印象最深的事是在扎西听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传达会议是在2月10日开的，刚过了旧历年。会场临时搭了个木板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营以上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传达。

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及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用华夫（李德）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作战，使我们不能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在苏区边界上到处造堡垒，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拼子弹、拼人力，结果使中央苏区不能粉碎“围剿”。

闻天指出，决战防御的战略当然首先要求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由此，他讲到这次退出中央苏区还迟了。七、八、九三个月，我们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实，在广昌战役后，就应该退出中央苏区，保存有生力量。而十月开始西征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结果来了个大搬家，坛坛罐罐全带上，后方机关庞大，战斗部队只能变成掩护队。

我们从闻天的报告中得知，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作出了改变领导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关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就把权交给了闻天。那几副挑子，就跟闻天走了。以后博古也逐渐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在“七大”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检讨比较深刻。博古有捷才，善辩，是个能干的同志。不幸抗战胜利后在黑茶山飞机失事中和王若飞、叶挺等一起遭到了意外。

闻天作传达时，会场上不时引起议论。大家深受“左”倾路线之苦，本来就有不少不满和牢骚，现在中央的决定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好像拨开了乌云，看到了晴朗的蓝天。我本来只知道闻天理论强，听了传达，才知道他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后来闻天告诉我，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主席的许多精彩议论。(www.daowen.com)

闻天传达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谁要讲就上台去讲。批评“左”倾路线的发言十分踊跃。

那天听传达时，潘汉年跟我坐在一起。他捣捣我膀子，叫我上台揭发罗迈。我知道潘汉年心里有怨气，因为罗迈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了他的职。事情是这样的——在中央苏区，潘汉年是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1934年四五月间，他被抽出来，担任杨殷县扩红突击队队长。当时在各县任突击队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边县，红白来往，扩红困难大。潘汉年向罗迈反映情况，说到不少壮丁跑到白区去了，完全是实情。罗迈听了就说他右倾，把他的队长给撤了。潘汉年在经过于都时来看我，对我说：“刘英，我已经被撤职了，你可要小心啊！”他告诉我，心里很颓丧，他愤愤地说：“这样的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右倾机会主义？！”刚才听了遵义会议传达，内中也批评到罗迈的“左”倾错误，他感到精神解放，舒畅，所以要我替他讲罗迈。

我站起来，走上台去。但我并没有讲罗迈（我当时觉得罗迈严厉还是为工作，再说潘汉年的事我也不是直接了解全面情况的人），而是点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同志。凯丰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了解他。我揭发凯丰在团内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遵义会议上又最顽固，不接受批评，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针和军事指挥的错误。

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

扎西传达以后，干部们心里都豁亮了。在毛主席正确指挥下，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