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于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图　刘英向程中原、夏杏珍口述历史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就是李维汉同志，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

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神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于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www.daowen.com)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于都到瑞金一百八十里，一天就赶到了。到那里我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听人说，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好像是在做大转移的动员，因为文章中说我们要依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斗争方式，必要时要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以保持军队的有生力量。还说，国内战争是长期的，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等等。我顾不得找报纸看，立即到少共中央局（我那时是组织部部长），得到凯丰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凯丰的信上写明，少共中央局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马、有警卫员。走的人每人可以带二十斤行李。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也就明白了。陈丕显同志当年才十七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丕”，准备调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他很想随大家一起走，但名单确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他希望走。

我去见罗迈，替阿丕请求。罗迈听了，脸一板，说：“凯丰的条子呢？”我连忙拿出来，他叫“烧了”，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谁也不能改变。

那时，罗迈管组织，高级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恩来、李德）讨论（罗迈一起参加）决定的。中层干部由各单位负责人根据规定的人数提出名单报给罗迈。

我为阿丕请求碰壁，回来只能劝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样的，你年纪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坚持吧。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就这样，陈丕显留下，坚持赣南游击战。一别十五年，直到解放后才在上海见面，这时阿丕已经是苏南区党委书记了。

安排好工作，我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同稼祥同志在准备担架呢。他见到我，挺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他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我问他身体可吃得消，因为毛主席九月在于都患疟疾，很严重，刚刚恢复，身体相当虚弱。他说：“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他还打趣说：“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我笑着说：“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