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依靠正确和坚强的领导增强内部团结，战胜敌人围追堵截，领导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他们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特点，有哪些成功经验呢？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坚持“北上”正确方针，而又适时改变具体战略目标。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具体目标，根据敌情变化，审时度势，作了多次改变。湘江战役失利以后，经过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的讨论，采纳毛、洛、王的主张，确定“转兵”，即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接着，黎平会议（12月18日）上，毛、洛与李、博又进行激烈争论，会议最终肯定毛、洛、王向川黔边发展，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决定，为跳出敌人设下的包围圈，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北或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土城战斗失利，扎西大河滩会议（2月7日）决定放弃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后，会理会议（5月12日）又决定红军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6月28日）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根据地”，“首先取得甘肃南部”。沙窝会议（8月5日）根据“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提出：“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8]俄界会议（9月12日）又根据敌我形势变化，改变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决定进一步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红军到达甘南小镇哈达铺进一步了解到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后，张闻天著文（9月22日）表示北上与陕北红军“协同动作与汇合”的意向，毛泽东在干部会上宣布“首先要到陕北去”的行动方向。而在榜罗镇会议（9月27日）上正式作出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到陕北落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中央红军长征的实践证明，以毛、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拘泥于原来的决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及时改变行动方针，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领导集体坚强有力的表现。

第二，总揽全局，统一指挥。

在向扎西行军途中于鸡鸣三省地域完成博、洛交接之后，不到十天，新任总书记张闻天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支持下，就完成了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进行传达，作出“回兵”和“缩编”的决策，对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作出明确指示等项工作，及时地实现了对全党全军的统率，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显示了卓越的总揽全局、指挥全党全军的才能。

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系统总结毛泽东以运动战为特征的军事思想，通过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结合当前任务广泛宣传和运用毛泽东的运动战战略战术，还召开会理会议，在军队最高领导中展开批评教育，以牢固确立毛泽东及其军事思想的领导地位。红军的长征统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指导，红军的长征统一由毛泽东进行指挥，这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过程，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揽全局、统一指挥的结果：及时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作战路线以及部队的具体部署，都根据敌我的情况，作了周密的计划、安排；战斗指挥得当，三个方面军协调一致，在胜利的战斗中击败敌人，实现了三大主力的大会师。

第三，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团结。(www.daowen.com)

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上，一方面，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批评，撤换了错误的领导，取消了“最高三人团”，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博古不再担任总书记。另一方面，对认识错误并愿意改正的同志，采取欢迎、团结的态度。周恩来、博古仍担任中央常委，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团长是周恩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攻击毛、洛对周、博的做法是调和主义，毛、洛不为所动。中国革命长期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后周、博继续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是正确的，毛、洛的做法，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树立了一个范例。

长征中毛、洛、周、博和朱、刘、任等对张国焘的团结、争取和斗争，是对顽固坚持错误不愿悔改的人的团结、争取和斗争。它首先是坚持原则的，是在讲团结的同时清醒、敏锐地警惕越出团结范围的行为。恩格斯说得好：“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9]当发现张国焘的密电、警觉到处境危险的时候，中央断然采取暂时分离的办法。同时又讲究策略，留有余地。一方面，洞察其奸，看到他组织第二党以至叛变而去的趋势，一方面又作必要的妥协，尽量避免完全分裂，争取向团结的方面转化。在方式方法上，既用中央组织力量进行批评教育，又借重共产国际权威施加影响；既以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陕北根据地与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给予压力，又以二方面军和在四方面军工作的领导同志给以推动。总之，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结果是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执行北上方针，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也是这方面极好的例子，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坚持正确意见的原则精神，又体现了服从多数、争取多数的民主作风。

第四，及时调整机构、编制，为政治、军事斗争确立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纠正“左”倾错误，执行正确路线，实现历史转折，领导长征胜利的根本的组织保证。除此之外，根据形势的发展，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张闻天在长征过程中多次调整组织、编制，保证了军事斗争的胜利。

从红军最高层的军事领导来说，总书记张闻天在二占遵义以后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关于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以后，又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周恩来把总政委职务让给他，形成“两总”——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领导而以总政委为军委总负责者的格局。

“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10]随形势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改编或缩编部队是军事斗争胜利的组织保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陈云主持进行了缩编。遵义会议后，又缩编为十七个团，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方面军各军编为左、右两路军，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这不仅是两军相互学习增强团结的需要，而且为日后牵制张国焘并纠正其退却逃跑和分裂错误作了准备。红一方面军脱离险区后，即缩小编制，改编为陕甘支队，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五人团”指挥。陕甘支队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力量壮大，即及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东渡黄河，打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旗帜；西征陕甘宁边境，又组成西方野战军。总之，部队组织随形势变化、实力消长和斗争需要而改变。党中央又十分重视及时建立组织、任命干部。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中央立即将二、六军团组建成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任弼时等为二方面军的领导人。随后又组织了领导二、四两个方面军的西北中央局。这就使张国焘难以越过中央控制二方面军而排斥中央对二方面军的领导，从而使二方面军成为直接制约与推动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改变南下、西进方针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