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引言中提到，陈云在向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分析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陈云指出：长征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5]。本书对长征历史的叙述，着重从领导的角度，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了陈云的论断的正确。在这里，有必要再总括地说一说这个正确和坚强的党的领导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是怎样得到巩固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6]“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7]处在从幼稚走向成熟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正确和坚强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是在长征前后的“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且也“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并得到巩固。

长征以前，毛、洛与博古、李德之间，在中央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反“围剿”战争的战略策略上就有尖锐的分歧，特别是在博、洛之间以各种方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长征途中，过了老山界，毛、洛、王“中央队三人团”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通过对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探究，对西征以来军事指挥错误的批评，对红军行动方向的争论，基本上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长征前和长征途中两个阶段的争论，经过反“围剿”和突围西征这两场战争的血与火的检验，证明了毛、洛是正确的，而博、李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撤换，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正是内部斗争胜利的结果。而张闻天（洛甫）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担任红军实际的最高统帅，正是经过内部斗争作出的历史的选择。中共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初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格局，也是在内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www.daowen.com)

在遵义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以毛、洛、周、博、朱、彭、王为主要成员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红军继续长征的进程中，也不是没有矛盾、斗争的。土城战斗的失利，引发了不应有的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引起了相当激烈的矛盾；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取得巨大胜利后，还产生了走路与打仗的争论。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才深入人心，离心倾向才完全克服，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得到巩固。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受到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挑战。“毛洛合作”，团结全党全军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南下的退却逃跑；坚持团结、坚持党中央的领导，反对分裂、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陕北根据地的巩固、扩大，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赞扬，党中央在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中威望的提高，有力地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和党中央领导的得力。而相比之下，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走上了绝路；另立“中央”，成了孤家寡人。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但没有被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所动摇，而且在战胜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过程中更加巩固，更加坚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实现，标志着遵义会议建立起来的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的完全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