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已率领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电报首先通报与二、四方面军最密切相关的红军同东北军联合工作的进展：

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已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接着，电报评述了国内、国际形势。关于国内形势，电报指出：

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纪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和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关于国际形势，电报指出：“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www.daowen.com)

电报最后提出当前任务：“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为求革命胜利，应“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完全是一种真挚诚恳的态度，采取的是宽容大度，绝不恃强压人的姿态。

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西北的战局，说明“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表示：“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东北军方面，“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党中央的“北上”是正确的方针、胜利的方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方针、失败的方针。一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实现战略转变、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陕甘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红军发展和壮大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党中央得到全国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支持，被国民党、蒋介石视为谈判的对手，并开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一切，使得处于绝境的张国焘再也无力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5月28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估计在目前情况下张国焘有改变错误的可能，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北进甘南，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