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悍然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分裂，于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六十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七天七夜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

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对红军包围。他们从南、东、西三面加紧封锁，准备进攻。红军处在危险境地，南下或东进都不可能，而控制的地域人口不过几十万，物产不丰，地瘠民贫，粮食、被服、药品发生很大困难，兵员得不到补充。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八万红军，只剩下了四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重。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虽然“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张国焘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说什么“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他还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4月1日，张国焘又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散布他的偏安西北边陲的谬论。他对张闻天、凯丰等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耿耿于怀，说什么“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13]。张国焘说：“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14]张国焘不愿与党中央合作，要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的用心暴露无遗。(www.daowen.com)

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严峻的现实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和张国焘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的破产。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15]。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16]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并不想要去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