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府编年史》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都是对会泽历史文化进行全息扫描的作品，只不过前者为纵向展开，后者是横向进行罢了。

《东川府编年史》于2018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云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张昌山、云南大学宣传部部长马志宇及会泽县四机关领导为该书顾问，收录彩照七幅，并首次刊载了北京美术学院管非为作者绘制的肖像。该书正文之前有云南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云南史学界的泰斗林超民为本书所写的序言及作者的自序《三十年辑一书》，并收录了三十年前即1986年《会泽县大事记》的前言。全书时间上限为距今3200年前的殷商时期，下限为截至民国二年（1913）裁府设县，记载了发生于东川境内三千多年的史实。

《东川府编年史》的辑著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1984年，会泽县开始编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会泽县志》，笔者受组织安排，参加了云南省志办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云南地方志首届主编研修班”的培训，开始涉足地方史志这一领域。从培训班返回后，编纂了近六万字的《会泽县大事记》，分发全县各修志小组，并入选《会泽县志（1984—1992）》一书。在其后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会泽县大事记》陪伴我度过了若干个春花秋月及晨昏夕雨，在寒来暑往中，每当撰写有关会泽地方史志的文稿时，《会泽县大事记》成了我随手引证和查询的工具书，在此过程中，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校勘、修订、充实、增补、考证，使其臻于完善。根据会泽依托名城培育新兴产业——旅游业的需要，将《会泽县大事记》更名为《东川府编年史》，希冀到会泽的游客及媒体一册在手，便可全方位地了解会泽绵亘三千年的厚重的历史文化。

东川府的历史上，引领各种事件的是两大文脉——铜商文化及彝族的祖源文化，《东川府编年史》一书，紧紧抓住这两条主脉，横向展现了有关该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情况。(www.daowen.com)

《东川府编年史》所列事件均为发生于该地具有开创性、标志性、转折性、连续性的大事，有要事500条，内容丰赡、条理分明。为证明该大事、要事的真实性、权威性，共收录“引文”500多条，这当中，有流传于世的文献典籍，如《史记》《资治通鉴》；有各个朝代的国家档案，如《明实录》《清实录》《张允随奏稿》以及记载少数民族的《夜郎史话》《西南彝志》等。全书每一条目基本按“事件陈述”“支撑材料”“观点说明”三个部分组成。“事件陈述”部分文字内容简明、扼要、概括；“支撑材料”部分文字内容全面、详细、具体；“观点说明”部分文字内容独到、准确、中肯，另外部分内容中还加了“注”和“按”，对有不同观点的问题，通过“按”给予说明。

另外，作者还十分注意科技界及史学界的最新成果的收集，如中国科技大学有关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从这一成果中，佐证了东川府3200年产铜的历史；一枚彝文“堂琅山里手辖印”，证实了早期的堂琅曾是夜郎国的中心区域，康熙三十八年四川成都大中丞田雯赴东川所写的《田中丞雯东川女土官歌》系首次公诸于世，该诗对了解东川的献土设流，意义重大。另外，为了证实事件的真实性，还增加了不少来自于田野调查的口头资料，这对“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超民先生说：“研究历史需要多年冷静的钻研，需要多年不倦的求索，需要多年专心的琢磨，需要多年反复的推敲。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当今，这是智者不为的‘蠢事’。可是，伯泽先生以冷静对喧嚣，以孤寂对热闹，以求实对取巧，以认真对虚浮，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为会泽的文化事业，为云南的文化事业，也为中华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看似平常却是不可或缺，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贡献，这本《东川府编年史》花费了他三十多年的心血写成，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可以说字字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