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民国史的专家中，大多数人会产生这样一种疑问，在云南的重九起义及护国运动中，为什么有一批会泽人在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寻求这一原因，只能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超前思想意识中去寻求答案。

如前所述，东川府在康熙三十八年的献土设流，实际上是半牧半农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雍正八年（1730）的庚戌之变，清王朝最后完成了东川地区的改土归流，随之大量的外地移民进入东川进行垦殖，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封建的地主经济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出现。加之石城的修建，对于冷兵器时代的东川府，也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另外丰富铜矿资源的开采、冶炼、铸币，在很短的时间内经济飞速发展。此时由外地到东川府任职的流官，大多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所以创造了东川府乾嘉盛世的辉煌。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暴发，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由极盛时期开始向衰亡过渡。到咸丰、同治年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暴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此影响下，云南的杜文秀也揭竿而起，咸丰三年（1853）东川汤丹厂的马二花因民族矛盾起事，纠集三千回族，矛头直指清朝统治阶级，马二花在围城不下的情况下，将西外街200多间民房烧毁，东川知府余泽春在《东川府续志》中说：“咸丰朝回汉内讧，阖郡蠢动，相仇杀，无休止，攻城掠邑，焚室庐殆尽。”可见这次起事，对东川府的破坏极大，影响也十分深远。接着是咸丰八年（1858）彝族袁桥保联合回、彝两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到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众进入云南，并攻打府城，其后于崇礼乡与县城清军接融，杀死了会泽典史郭树云，最后于农历冬月初四，攻下巧家厅，后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咸、同以后，由于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活动，东川府的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铜厂停产，京运停止，东川府的经济一下由乾嘉盛世跌入低谷，加之统治阶级的内斗，府官黎新德在任被参将杨盛世宗所杀，清政府统治下的东川府，真所谓天怒人怨。在广大士子中，也就产生了一种不满现实、力图革新，甚至推翻清王朝的思潮，正如唐继尧之父唐省三所说：“清政不纲，世运日亟。”这种思潮，较为突出地反映在东川士子胡嗣虞身上。胡嗣虞为东川府城士子，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后到京城应进士的春闱考试，时逢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在一片变革声中，他热血沸腾毅然决然参加了康梁的“公车上书”。“变法”失败后，他逃回会泽，在清政府的通缉下，又逃到大凉山彝族聚居之地，后被捕入狱，身陷囹圄，最后被会泽县令害死于狱中。胡嗣虞事件在东川府士子圈里影响很大。大体可以看到当时东川府士子那种不满现实、力图改革的思想情绪，胡嗣虞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另外，到了清末，会泽县城所属的同乡会馆及同业会馆已基本建盖完毕，据统计共44座（个、处），整个管理已趋于成熟，较为民主的“五府公议”的民主意识，也逐渐走出会馆，进入社会，在会泽士子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晚清东川府思想界有一种势力不得不提，那就是西方宗教思想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及影响，有史记载，光绪九年（1883），意大利教会捷足先登，最早于县内丰乐街及崇礼乡首建天主教堂，天主教率先进入会泽。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圣教基督教会传教士托马斯·索恩在会泽建云南第一个传教站。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柏格理到县城建盖了“恩泽圣堂”，还建了一所小学，柏格理等传教士除在县城传教，还于水城、驾车、娜姑设立传教点，开办教会学校，提倡男女平等，不准缠足，要求男女同校，引进西医西药，率先推出新法接生等。这一新生事物，得到了县城士子的垂爱，据东风小学新中国第一任校长钟毓兰在她《基督教在会泽办学的历史》一文中介绍：“邵慕廉（英国基督教牧师）于1886年来到会泽，他毕业于牛津大学，道德文章均称上乘，到会泽后凭渊博的学识结识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并为一些准备留日的公费生补习英语，如唐继尧、李佩衡等，都接受过他的教育。”对于西方传教士因传教把西方文明带到会泽，笔者在东风小学建校100周年所撰《百年回眸，爱满人间》有这样一段描述：“清末民初，在县城灵壁山的上空，飘荡着不仅是道家的洞经音乐、彝族的海腔、汉族的小唱灯，它还增加了一种音符……此时的古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原生态文化与先进文化第一次在古城的上空碰撞、交锋。会泽古城以它宽阔的胸怀及其宽广的包容性，摒弃了文化的偏见，容纳了大洋彼岸的这种文化，在相生相容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交相辉映。最后，使外来文化赋予了本土文化的内涵，使现代文化增添了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先进文化注入了原生态文化的基因。”

清末民初，会泽县城出现的人才，大抵有两类：一类为由科举入仕，做官后为社会作了贡献，如陈荣昌、陆丛林等人。一类为由科举出国留学（多为日本）归国后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刘克升、唐继尧、黄毓英等人。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东川自费和公费赴日留学的士子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以下人士：刘盛堂、唐继尧、黄毓英、黄毓兰、邓泰中、张璞、倪鹗、刘震东、钟琪、张开儒。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这么多的士子赴日留学，这跟以上介绍的会泽县城当时不满现实、力图革新、建立平等、自由社会的思潮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继尧《东大陆主人言志录》和《会泽笔记》中找到答案：

（一）

莫对青天唤奈何，

扫开忧愤且狂歌。

壮心百炼锄群丑，

宝剑双飞碎众魔。

铸造苍生新事业，

安排黄种旧山河。

澄清本是寻常举，(www.daowen.com)

欧亚风云亦太和。

（二）

磊落襟怀唱大同，

昆池水浅且潜龙，

愿销天下苍生苦，

都入尧云舜雨中。

（三）

雄才几辈傲中华，

千古功名未足夸。

蔓草他年收拾尽，

江山栽遍自由花。

以上三首诗，录自《会泽笔记》及《东大陆主人言志录》，写作的时间大抵都在唐继尧留学日本期间，从中可以看出唐继尧对现实极不满，“壮心百炼”后将要铲锄群丑，“宝剑双飞”斩的是“众魔”，他所希冀的是“尧云舜雨”的清明的政治环境。其政治抱负是“欧亚风云亦太和”和“江山栽遍自由花”。这与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同盟会的宗旨何等的接近，故唐继尧一到日本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些言志和抒发胸襟的诗作，仔细分析，无不打上了会泽县城晚清社会环境对县城影响的烙印，是会泽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最生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