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川府建庙设学，和相邻的昭通、曲靖相比，整整晚了近三百年的时间。昭通、曲靖于明朝初叶就开始设立儒学，明正统七年（1442）曲靖的黄钟就首开进士科，为壬戌科三甲第23名进士。康熙三十八年（1699）东川献土设流，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在呼唤着教育。康熙五十八年（1719）经东川士庶及威宁贡生孙绳等公呈，朝廷在“庙学齐倡，捐资建造，不动国帑”的呈请下，批准东川府照乌蒙（今昭通）二府之例设立学校，康熙六十年（1721），朝廷第一次于这块土地上设立儒学，拉开了东川府办学的序幕。“古者，国家造士之所皆曰学，又曰学宫，后世以其庙祀孔子，故曰庙学，亦曰儒学。”东川府的学宫，即文庙，地址迭于灵壁山麓南门箐处，建于康熙六十年（1721）。在古代，建庙设学，庙学合一，也就是建文庙后，就设立学校，这种官方的学校，称“学宫”，东川府文庙建成后由知府兼摄教授，照中学例，岁取文武童生各十名。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东川府所管辖的巧家也建了文庙。

东川府自建庙学后，在其后的岁月里，庙学、书院、义学均有长足发展。

雍正年间，知府黄士杰于文庙建崇圣祠，到雍正五年（1727），黄士杰又于金钟山建文昌宫。雍正十一年（1733），知府崔乃镛将学署迁至文庙。雍正十三年（1735）东川府地震，文庙受其影响，知府崔乃镛、知县祖承祐重修。

雍正五年（1727），知府黄士杰于东外街距城鼓楼五十米（处）设义学，雍正十年，知府崔乃镛改义学为书院，崔乃镛捐束修购置学田和铺面作为书院儒学月课及诸生膏火。此为东川府最早开办的书院。

雍正年间，东川府已开办义学，所谓义学，即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一般以六年为期，兼收贫寒子弟。当时，共建有14处，建于东城外的东川营义学，建于县署东部的会泽县义学、天宫庙义学、三元宫义学、福德祠义学。在四乡八里，也于待补、卡竹、碧谷坝、者海、尹武、则补、可柯、卡郎、鹧鸡等地设置学田，开办义学。

雍正十二年（1734）崔乃镛呈请在康熙六十年取文武重生各十名的基础上，增设由国家给予补助的廪生、增生各十名。

乾隆年间，东川的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最突出的是巧家营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归治里可富村建文昌宫，并于鲁木德、巧家营南城内建义学，其后又于城东北隅建月潭书院。会泽方面，乾隆十八年（1753）义宁又于县署西建日新书院，义宁将“义太守祠”改为“金钟书院”，并于一些地方增设义学，最有名者为娜姑则补的可柯义学。

另外，宗祠办学也十分兴旺，最有名者即会泽海坝石鼓村何氏门宗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祠堂开办的义学，祠内请先生教书，族人子弟入学免摊馆金，应童子试或乡试的子弟，还给予奖励。

整个清末民初，东川府的教育十分鼎盛，这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名师，其中最有名者，首推书院主讲辛联玮。辛联玮（1790—1860），昭通昭阳恩安人，为昭通首开进士科的第一名进士，昭通第一个进入翰林院的士子。因固执不善逢迎，返回故土任凤池书院主讲，后受东川府之聘，到东川西林书院任主讲。他在东川任教的时间，大体是道光、咸丰年间，清末县城大批科举人才的出现，跟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不无直接的关系。辛联玮对东川的教育，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另外，清朝晚期，还有两位受人尊敬的名师，一名孟光锋，号称孟五老先；另一名汤钰因排行第九，号称汤九老先。两位师长，道德文章皆称上率，孟五老先所办的义学巷，从该巷就走出了两名翰林，在古城被传为佳话。汤钰所属的汤氏一族，为一门三举人之家，汤钰及其子汤希禹，中了举人后，均开馆教书，唐继尧及其父亲唐省三均属其父子的门生，两家也因此结下了不寻常的情谊，被古城老百姓所传颂。

东川府的教育，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初叶时，不但规模扩大，管理也形成了一定体系。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道光十六年（1836）徐方杰的首开进士科，道光二十三年（1843）周镇南首次进入翰林院，点了翰林。

光绪九年（1883），东川府于巧家厅及会泽县各设训导一员，并于文庙右边建训导署。同时，在此之前，考虑到东川府的生员一直以来都要赴昭通、曲靖、昆明参加考试，同治五年（1866），东川府于日新书院旧址上新建考棚，解决了考生赴外就考的问题。到光绪八年（1882），于文庙左边建教授署。

光绪初年，东川府的义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遍布四乡八里，除官办之外，还有由乡里创建的，或由士绅富户捐资兴办的，这些义学，也置学田房产作为经费来源，免费招收彝、汉子弟入学。私塾在原有的基础上，也有大面积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清末东川府的私塾就有70多所，除少数富户邀师在家教授子弟外，多为清贫之士设馆授徒，收取学费，也有全村共同请师办学的，其生活待遇由学童家庭负担，学年无限，以《幼学琼林》《弟子规》《千家文》及四书五经为教授内容，进行启蒙教育。东川府这种办学热潮，我们可以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冯誉骢组织的“翠屏诗社”社员王荫祥的《东川杂诗》中窥见其风貌，诗曰：

城郭苍茫画不如，

依山带水快居诸。

日斜商贾皆星散，

犹有人家夜读书。

诗中写到，傍晚时分，巍峨高大的城墙在一片暮色中显得茫茫苍苍，这种景象是任何丹青妙手所不能描摹的。在蔓海边上，所居住的人家，依附青山，面临碧水，显得多么的快乐。此时，日将西落，星星出现，散布在天空中，赶街的商人如同此景一般散开去。漫步街巷，门缝里还亮着灯光，不时传来朗朗的读书之声。

这首诗比较准确生动地再现了清末会泽县城由农耕文明过渡到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况，白天，古城内的街巷熙熙攘攘，一片繁华之景，商人穿梭其间。夕阳西下时，商贾们都从闹市中散了，临近深夜还有人挑灯夜读，一幅多么绝美的商业文明下的“求仕图”。正如郭兴良教授所述，这是传统“耕读传家”嬗变为“商学并重”的真实写照。

清末民初，会泽县城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市场的形成，当时县城的市场已脱离了以生肖属相定时的街期。一批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市场已出现在县城，现工农小学对面，是集中出售红糖之地，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会泽人称为“糖行”，府衙门前是大米交易之所，城墙的西南角及北郊，是牲畜交易之地。另外，香油、羊毛、木炭以及牲畜的交易，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其固定的市场。商品的相对集中，也就出现了从事商业中介活动的牙行及经纪人。所谓牙行，也就是为买卖双方提供场所并从中撮合以收取佣金的商行，当时县城的牙行就有糖行、米行、油行、石榴行、羊毛行、轿行、小炭行等。会泽人称从事这些行道的人为牙子，并冠以“米牙子”“油牙子”的称号。这些牙子，穿梭于买卖人之间，进行商业撮合，最后提取中介费，也称他们为经济人。牙行及经纪人的出现，说明了会泽的市场已趋于成熟。

到了清末，东川府城除了教育的飞速发展，超前的经济，也给文化带来了极度的繁荣。仅从社团讲，到清末，东川府就有以下社团：

桂香学：道光年间，四川洞经音乐传入会泽，县城成立了弹演洞经的组织——桂香学，接着者海、娜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崇圣学”和“崇义学”。洞经音乐是入泮的士子所弹演的音乐，该组织的活动一直沿袭到1949年止，持续了约一百多年的时间，对该地的文化推广及礼乐教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翼教社：创建于民国初年，为业余滇剧组织，会员有70余人，整个民国时期，活动频繁，除丰富了县城的文化生活外，还到外地演出，获得了“誉满滇东”的赞誉。

莲社：民国时期成立的研究佛学的民间社团，该团对县城佛学的研究、对规范僧尼的宗教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翠屏诗社：光绪二十二年（1896）知府冯誉骢组织成立，为古东川第一个文学社团，“每月十五日会课一次，届时由本府拟诗题数道，粘贴府署大堂，诸生自行抄回，假以时日，脱稿送阅”。该社团活动了一年多时间，于第二年冬收录诗作六百首，列十卷，取名《翠屏诗社稿》付梓，为古代东川第一本诗集，该社团繁荣了会泽诗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古代东川风俗民情的诗作，极富史料价值。

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学子们著书立说方面。据统计，清末民初，东川府学子将自己研究所获及时有所感或付之于文，或付之于诗，形成了那个时代文坛诗苑十分繁荣的景象。继《雍正·东川府志》及《乾隆·东川府志》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府冯誉骢在知府余泽春续纂的基础上增修了《东川府续志》四卷本并刊行问世。民国时期，《巧家县志》也出版发行。其他书籍如下：

林珣著：《左传分国》八卷

周镇南著：《息雪书屋时文》一卷

《木天诗赋》一卷

卢芳林著：《易经易晓》四卷

卢丛林著：《紫桂轩诗稿》四卷

刘翊运著：《三笔轩文稿试贴》三卷

《诗稿》四卷

汤钰著：《性道语录》

《易象说明》

张莹著：《香雪馆遗墨》一册

冯誉骢选辑：《翠屏诗社稿》十卷

王守仁著：《王母金丹忝米真经》三卷

《普济灵徵》四册(www.daowen.com)

倪隆德著：《宜园诗迭》十五卷

陈维庚著：《竹密流水集》

《法相因果观》

《佛学讲演录》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喻释》

《佛说阿弥陀经讲演录》

刘盛堂著：《云南地志》

《滇南革命伟人黄君子和事略》

唐继尧著及辑录：《会泽笔记》

《东大陆主人言志录》

《会泽唐氏、朱太夫人、省三太翁、李太夫人、袁夫人荣哀录》

《会泽唐氏、朱太夫人、省三太翁、李太夫人、袁夫人荣禧录》

《援黔文赎》

《援川文赎》

《唐会泽遗墨》

唐继虞著：《东南旅行记》

刘尧民著：《废墟诗词》

《词与音乐》

《词曲杂抄》

《秋夕梦》（译著）

《黑猫》（译著）

《悲哀的玩具》（译著）

夏嗣尧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

《云南文化史》

《中印缅道路交通史》

《元代云南史地丛考》

《云南冶金史料选录》

《云南政治进展史》

施莉侠著：《唐人曲》

在上述作者及所著作中，有三人及他们的著述不能不提，首先是刘盛堂（字克升）先生的《云南地志》，这是一本为新式教育撰写的白话乡土教材，从时间上分析，《云南地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付梓，它比1917年的《新青年》杂志提倡的白话文运动的时间还早。从中可看到克升先生超前的社会意识。它实为云南乃至全国第一部白话乡土教材，其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

其次是乡学教师王守仁，他身处穷乡僻壤的雨碌乡的陡红村，为了能使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光显于世，每晚于宗祠给村民讲经说法，单记录的灯油就用掉17榨（约1700斤）菜籽，历时8年才完成书稿。后为了印刷，砍掉了村中四棵大梨树，做成木片，连背带驮运到昆明准备刻版印制成书，还动员村邻，若捐献木块数块，书成后送书一部。老先生这种为弘扬传统文化，耗尽一生心血的热情十分罕见，值得后人称颂。

综观上述这些著述，影响最大的应是唐继尧的《东大陆主人言志录》及《会泽笔记》两部著作。

东川府自康熙六十年设立儒学开科取土以来，到清末民初，由于教育及文化的繁荣，的确造就了一大批科举人才，根据《东川府续志》下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统计，近两百年的时间，举人69人，副榜8人，所谓副榜，也就是乡试没有中举者，但成绩尚可，取入副榜，直接送国子监的贡生。拔贡14人，所谓拔贡，即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者。岁贡63人，即每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增生廪生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岁贡。

在东川府的科举人才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所中进士及进入翰林院的顶尖人才了，自康熙六十年建庙设学以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东川府续志》的统计，武进士14人，文进士7人，其实仅文进士而言，光绪二十四年后还有三人，他们是卢芳林、卢成林、倪隆德。如果按出生地计，还有出生于会泽光头、义通河锁水阁的陈荣昌及骆成骧，他们一人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一人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

据有关资料统计，元明清三代，云南有8 400多人中举，965人（元5人，明264人，清696人）考中了文进士。东川府作为边陲县城建庙设学最晚的府级单位，从康熙六十年（1721）到清末科举制度废除，约190年的时间，还出现了这么多的科举人才，作为边陲蛮荒之地已十分不易，这与东川府的灵山秀水及文化教育的繁荣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

综上所述，东川的文化教育，从清末至民国初年已十分鼎盛。此时，教育昌盛，文化发达，从清末出现的科举人才，到民国初年赴日留学的士子，可谓空前绝后，出现了会泽历史上第一次人才高峰。文化方面，仅著书立说、印刷出版的书籍，达到了东川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超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水平，应该说，民国初年以唐继尧为首的一大批跨世纪人才的出现，跟东川清末民初东川教育的兴旺，学术空气的浓厚，思想的活跃这一大环境不无关系，是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以唐继尧为首的叱咤风云的这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