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堂琅，自有人类以来，一直是彝族同胞的聚居地。据彝族史籍记载，约公元前七世纪，彝族首领阿普笃慕曾于堂琅境内举行了一次承前启后的六祖分支，六祖的六个儿子向不同的方向迁徙。六祖的小儿子穆齐齐，即“默部”，以古东川为中心，厉兵秣马，向外扩张，统治东川上千年。

到唐南诏国时，六祖的第四个儿子穆阿卧即“恒部”从沾益迁到东川，其后逐渐强大，取代了默部的统治，以“禄”名冠以部落名，这一部落，也统治东川上千年，一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献土设流”才结束。不管是“默部”或“恒部”，均属彝族的统治，施行的是土司制度。当时东川府历任土官，均属彝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封建王朝的羁縻政策下，除给朝廷交纳贡赋外，实行的是奴隶主黑彝对奴隶白彝的统治，整个经济状况，仍还实行半牧半农奴隶制经济或封建领主经济，即奴隶主或封建领主在完全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农奴）的基础上，实行农奴制和庄园制经营，以劳役或地租来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无偿劳动。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据《清史稿》载：土官上交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子娶妇，则土民三年不敢婚”。另外，这种农奴制下的土司为了争夺继承权，经常兵接祸连发生内讧，在东川历史上，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东川阿堂之乱，祸蔓三省，这一为了争夺继承权的内乱，最后在嘉靖王朝的派兵征剿下，才得以平息。康熙七年（1668），禄氏一族为争夺东川土府继承权，又祸起萧墙，互相残杀，持续了三十余年，造成了“遗骸遍野，积血成渠，鬼哭黄昏”的人间惨景。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禄氏一族统治者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愿意交出土府印信，要求王朝委派流官知府，形成了东川府历史上“献土设流”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委派旗下人王永玺到东川担任第一任知府，并加强了东川的军事设施，委派外地官吏出任东川游击、守备，后经对雍正八年“庚戌之变”的平叛，清王朝最后完成了东川的改土归流。当时，王朝没收了大量土官土酋及农奴主的土地，仅禄氏一族三官庄的土地就有上万亩。雍正末期，为了改变田野荒芜无人耕种的状况，王朝发布外地移民进入东川府垦殖的优惠政策，凡外地移民，不但租给土地，还给予耕牛、籽种及新盖房屋等优惠政策，一时间，外地移民蜂拥蚁附，租赁土地进行耕种，很短的时间内，就使东川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变。

清军入关后，为了加强市场货币的流通，王朝于京城设“宝泉”“宝源”两局开始造币，康熙曾说过：“钱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钱，从古未有也。”当时铸造钱的铜材的来源，主要还是明末矿业滥采获得的铜材及各省所存铜炮、废铜器皿、毁坏的铜钟等。王朝从政治上考虑，对于大规模的铜矿开采是禁止的，怕的是矿徒聚集生乱，危害刚刚入主中原的新生政权。康熙十四年（1675），王朝制定和颁布《开采铜铅例》，正式宣告了清代铜业开发，由严禁开采到了“听民开采”。到康熙四十年（1701），在朝廷已无法按额进口日本铜材的情况下，加之市场的繁荣，需要大量的铜币进入流通，圣祖终于同意官局铸钱可兼采滇铜，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滇铜开采由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为后来的“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的“放本收铜”奠定了基础。康熙四十四年（1705），总督贝和诺上疏朝廷，首次提出放本收铜政策，并建议于云南的省城昆明“设立官铜店，卖给官商，以供各省承办京铜额铜之用”。储藏量十分丰富的东川铜矿，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到雍正四年（1726），因东川府划归云南，东川府之汤丹厂及碌碌厂，正式实行“放本收铜”政策，到雍正五年（1727），东川铜正式开运北京。雍正十一年（1733）及乾隆十七年（1752）东川府为解决陕西钱荒及开支云南官兵俸饷，于县城设宝云旧局及宝云新局，开始铸币。当时的东川府，仅铜厂就有34个，铜产量的黄金时期，最高产量达年产1600万斤，每年以633.144万斤的数额运往北京。两个铸钱局平均年铸22.4万串，当时一些矿山大厂，工人就有十万之众，所有矿山及铸币厂出现了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商品生产以及自由雇佣矿工劳动力为特征的工厂手工业经营形式，其实质是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具有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萌芽。当时的矿山，均出现了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矿工及以此获取利润的矿主。整个矿山实行七长制，即客长、课长、炉头、锅头、镶长、铜长、炭长，各矿山所施行的七长制，标志着现代工业雇佣关系的形成。县城的两个铸币厂，称宝云旧局与宝云新局，仅炉头匠役就有2080人，分别为铁木匠、清字匠、看火匠、翻沙匠、刷灰匠、杂作匠、锉边匠、磨钱匠、洗眼匠等。两局中，分别设有总理、巡察官、钱房书办、文书办及巡抚等管理者，从人员及局内工人的分工分析，它并非传统的手工作坊，常年受雇者已按年、按季或按月发钱，形成了社会化程度较高、劳动效益较强的官营工业，已具有现代工厂的一些雏形。

以上种种，是因清政府“放本收铜”的政策而出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放给投资者‘铜本’以增加其生产资本，以及提高铜的收购价格，是有利矿业和资本因素发展的。

清王朝的放本收铜政策，对于东川的铜矿来说，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清朝的雍乾盛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川的社会形态，因特殊的铜矿业及铸造业，在刚刚才形成的封建地主经济的情况下，过早地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是指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在一些开办的手工工场中，拥有资金、原料的工场主雇佣具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的这一现象。在中国，这种萌芽最早出现于明代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它不但指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封建社会晚期因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东川府因雍正年间王朝的放本收铜政策，产生了矿山七长制及县城两个铸币厂的工场主及所雇佣的各种匠役之间的关系，故形成了有别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另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它代表会泽发展进步的总趋势，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

另外，当时的东川府，还有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以地缘及业缘而形成的同乡会馆及同业会馆，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在这里不能不提。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雍正八年（1730）是会泽历史上改土归流时期，清王朝第一次于这一地区委派流官，这些流官到会泽后，深感彝族上层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十分强势，为了巩固其来之不易的“归流”成果，只有采取“掺沙子”的做法，即吸收接纳外地的汉族移民进入会泽，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会泽民族单一的状况。于是经朝廷批准，发布诏令，鼓励外地的汉族移居会泽。这些人到会泽后，“况吾乡人远托异乡，万水千山匪籍”。在深感彝族势力强大的情况下，要立足这一地区，只有把移民的内在关系的个体连成整体，或把同业的人组织起来，即通过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形成集体的势力来抗衡彝族的残余势力，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同乡会馆及同业会馆应时而生。据统计，从康熙中叶到光绪末年，会泽县城建有国家级缅甸会馆（俗称莽子庙）一座；省级会馆八座，湖广、江西、江南、贵州、福建、云南、四川、陕西都曾于会泽县城建盖会馆；另外，府县级会馆六座，分别是江西南昌府和端州府合建的豫章会馆（俗称江西庙小戏台），湖南宝庆府所建宝庆会馆，湖南衡州府所建衡州会馆（俗称南岳宫），江西临江府所建临州会馆（俗称药王庙），江西吉安府所建吉安会馆（俗称二忠祠），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所建清江会馆。

另外，以同业之人所建的同业会馆共29处，一是同业建庙会，共12处，如采矿业之硔王庙、马帮业之马王庙、建筑业之鲁班庙等；二是同业建殿，共17处，如成衣业的轩辕殿、印染业的梅葛殿、制毡业的苏祖殿等。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会泽县城建有这么多的移民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这在会泽社会发展史上，意义非同一般。首先，从社会政治结构看，会泽会馆的出现，它打破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相结合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自孔子提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也”，儒家的礼成了封建社会国家的精髓，而根据儒家的礼而形成的“家”与“国”的“家国同构”的体制，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一直沿袭了上千年，出现于晚清的会泽同乡会馆及同业会馆，这种不以家庭、宗法乃至宗教为主而以邻里同乡或同业为结的组织，显示了对其行政机构及家庭家族组织的超越。改土归流后，东川府于境内设四乡八里，形成了府—县—乡—里的政治管理机构，知府、知县、乡长、里长、千总、百总是这一地域的行政长官。因会馆是异地的人迁徙到某个地方以地缘结盟或以业缘结伴而形成的特殊组织，在建盖会馆时，所需经费是由同乡或同籍贯的人集资而完成，如会泽县城的江西籍老表，其南昌府和端州府、临江府、吉安府、临江府之清江县的移民分别于县城建盖了豫章会馆（江西庙小戏台）、临江会馆（药王庙）、吉安会馆（二忠祠）、清江会馆（仁寿宫）。另外，五府还集资建盖了江西会馆，形成了“一宫五府”的说法，所谓“一宫”，指江西庙万寿宫，五府，即江西籍中移居会泽县城的五个府。因江西庙是五府集资所建，故江西会馆的重大事务，也需五府公议后方可施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家国同构的管理制度。现存于江西庙的“万寿宫碑”载：“雍正八年兵燹之后，寺僧萍踪靡定，几至寥落倾颓，厥后五府公议，众等遂将田租积金付僧，度势修理，诸事焕然一新。”可见江西会馆兵燹后的廖落倾颓，是经五府集体民主决策后共同集资而进行修复的。“五府公议”就成了江西移民会泽的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它避免了封建社会专制一人说了算的弊端。这种决策方式，广纳百家之言，汇聚各方之智，不仅成为各省商人于会泽县城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也使这块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出现了民主之光，它为晚清会泽县城出现的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股份制奠定了基础，为会泽较早地进入近代化工业文明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晚清会泽县城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到日本去寻求“民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有着具有一定民主性质的会馆之“五府公议”的烙印。

东川府的铜矿业，到清乾隆中期发展，如日中天。道光年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加之太平天国运动，东川内部的马二花起义，欣欣向荣的东川铜矿业开始走下坡路。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为了使中断的铜矿业得以恢复，在“听民开采”“放本收铜”的基础上，提出了“官督商办”的铜业新政，《东川府续志》载：“同治十年（1871）起至十二年（1873）止，委员牟正昌，张新巳等赴东设局，办出铜斤，通商抽课。”同治十三年（1874）起，奏请札委绅商牟正昌、戴国思、张新巳、杨好谋采办京铜，运赴省局交收。这一所谓的“官督商办”，即将原归道、府的管理权变为督办权，实行由绅商进行管理经营，“铜本”的来源已由政府变为绅商，这一做法，实际已具有早期近代化工业化的性质，虽奈以铜荒日久，商资薄弱没有成功，但它却成为了云南最早的近代工业化的代表，从中也看出，近代化工业经济在这块土地上缓慢的发展趋势。

光绪十三年（1887），朝廷在京运停止的情况下，委派原云南巡抚唐炯为矿务大臣，专理滇铜。唐炯到任后，根据东川铜业的实际，一改官督商办，仿效晚清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做法，于会泽县城原参将衙门处（即后来的影剧院）设矿务总局，招集商股，组成招商矿务公司，称“东川矿务股份公司”，以事开采，并委派云南“同庆丰”商号王炽为总办，赴川、鄂、江、浙各省招集商股，股东按出股之多寡，管理厂务并进行分成，规定股本每年六里行息，三年结算一次，再分红利。这与同治年间“官督商办”相比，所不同的是，办厂的资金来源，由原绅商出资变成了召集商股而成，而且按股分红。光绪十三年唐炯所成立的矿务总局，组成的招商矿务公司，这一创举，可以说是云南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是东川矿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东川乃至云南的社会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炯于东川府成立的招商矿务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沿袭了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做法，早在唐炯光绪十三年（1887）成立招商矿务股份公司的十五年前，即同治十一年（1872），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就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国外，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业、铁路业相继出现，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唐炯成立的矿务股份公司，即东川矿务招商局，虽与李鸿章成立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属同一性质，都是晚清洋务运动下的产物，但它就没有上海轮船招商局那么幸运了，因东川矿山开采日久，洞老山空，加之晚清动荡的社会，总办王炽于沿海地区招集商股也收效甚微，唐炯所办京铜仍无起色，最后以破产宣布它的失败，但作为东川府提前进入近代化工业的标志的东川矿务招商局，因其超前的社会形态所激起的时代浪花，在东川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以上同治十三年的设局办厂及光绪十三年以招集商股组成的矿务公司，从很大程度上讲，多系官方组建性质，到光绪末年及民国初年，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已普及到民间，成为了普通百姓的一种自发行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会泽士子刘克升先生从日本留学返回会泽，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他从四川聘请纺织技师率先于南岳宫（今东风小学上段）成立织布公司，招收女青年学习木机织布技术，首次在县城推广“丢梭织布法”，一时间，县城的殷实人家，都购置木制织布机。有的人家，设置木制织布机数十架，专门召集织布能手，形成了县城早期的业主与织布工人的雇佣关系。整个民国年间，县城的织布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1948年统计，当时从业户达1004户，每年生产土白布20万件，到1952年，全县有木制织布机1156架，从业人员2352人，有人统计过，民国时期北京纺织业从业职工也仅有2720人，可以看出当时会泽的织布业还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应该看到的是：克升先生于县城所创办的织布公司，所倡导的“丢梭织布法”而形成的织布业，虽以家庭为单位，但它已不是原始的一家一户的手工作坊。一些大户人家，经济较为宽裕，除自己的家庭成员纺织外，还招聘雇佣年轻的女织布能手，或按天数给予雇金，或按织出的布匹数额给予报酬，这时的会泽县城，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机工”和以生产布匹赚取利润的“机户”，即早期雇佣的工人和资本家。“机户”出资、出设备，“机工”出力，这种生产关系，已具有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针对全城较为分散的织布业，刘克升于南岳宫组织公司，进行统一的规划及管理，统一向外购进棉纱，统一向外销售织就的布匹。这一切，大有近似于18世纪60年代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也具有资本主义公司的雏形。刘克升先生于1923年逝世时，会泽城区的织布公司，还于县城西郊大佛寺门外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克升先生的这一做法，加速了县城商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在研究云南近代史的专著中，大多数专家都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一日滇越铁路通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确定为云南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标志。笔者认为1887年矿务大臣唐炯于东川城内所建的东川矿务股份招商公司应该是东川近代化工业革命的开始，它比滇越铁路通车早了14年。我们从清末民初县城所开办的工厂及公司中，可以看到东川府提前进入近代化工业革命的情况：

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民国元年（1912）三月，下辖汤丹、落雪、因民、矿山等厂和县城炼铜厂，以及矿山的铸钱局，由各铜铅锌矿厂官商合股办理。该公司直属于云南省实业司管辖，官商合办，年产铜272吨，铅134.1吨，锌313.3吨。民国二十年（1939）三月移交滇北公司。

滇北矿务公司，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由国民政府中央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资，于县城设机修厂、雨碌乡设硫磺厂、落雪矿山设发电厂，年产铜二三百吨，铅一二百吨，锌四五百吨。

东川德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民国二年（1913），后称德昌火柴厂。私营，由绅商集股合办，年产“鹿望金钟”牌黄磷、赤磷火柴五六百箱至两千余箱。供给本县及销往滇东北十余个区县。该厂的火柴盒均为手工折制，每天发给城区无业市民糊制。该厂一直开办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私合营时止。

会泽述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十二年（1923）建，年产“马头”“狮子戏球”牌黄磷火柴五六百箱不等，销本县及巧家等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并入德昌火柴公司。

永昌梗片厂，私营，民国二十年（1931）建，此为昆明东兴火柴股份公司会泽分厂，所产梗片及梗条运往昆明，供给东兴公司。

天运祥梗片厂，私营，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所产梗片及梗条供给昆明锡庆火柴厂。

大光梗片厂，私营，民国三十六年（1947）建，所产梗片及梗条供给昆明大光火柴厂。

岔河铅厂，私营，民国初年开办，为会泽县唐继禹于五星披戛设炉炼铅锌，煤由拖姑供给，产量不详。

东川宝盛铅业合资公司，私营，创立于民国四年（1915），产量不详。(www.daowen.com)

鑫泰公司，私营，创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刘善初、彭光诚开办。到民国初年，始获富矿，年产铅锌一二百吨不等，销本省及四川重庆等地，后由滇北公司统一销售，建国初作价由会泽铅锌矿接收，收归国有。

仁茂公司，又称鑫茂铅厂，私营，民国二年建，民国六年停，民国三十五年复开，产品销于昆明等地。

雨碌硫磺厂，清朝中叶开办，所产硝磺为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供给矿山使用。民国时期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省硝磺督办处、省公路局、滇北公司都曾经营过。产额不详。

六合铜厂，又称炉墩铜厂，私营，民国元年开，为会泽商民肖朴等集资于崇礼乡（乐业、罗布古）三甲六合处开办，产额不详。

天锡铅厂，民国元年开办，私营，民国五年因匪乱停开，民国十七年复开。为会泽商民汤慧生等集资注册于今马路梁子巴图甲开办，产额不详。

新山花山梁子铅厂，民国四年开，私营。为待补人顾全海集资注册于待补新山花山梁子开办，月产矿砂二万余斤，自产自销。

福林铅锌公司，民国初年开办，私营。会泽人刘盛堂于金钟海坝渔洞村设炉，由鹧鸡办煤供给冶炼铅锌，产额不详。

鹧鸡硫磺厂，私营，1941年开办，为会泽商民宫西林等呈请省公路总局于鹧鸡朱家村采办硫磺，统售公路总局，产额不详。

火药厂，私营，成立于民国初年，产量不详。

会泽绵羊场，私营，成立于民国初年，年产羊毛绒六七百斤不等，或以线出售，或织毛衣销售。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随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东川的社会形态，已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近代化工业转型。这种转型，来势之猛，声势之大，在云南其他市、县十分罕见。据记载，当地开办的工厂及公司有案可查的就有二十多家，加上那些没有统计的，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县城开矿、办厂、组建公司的热潮，上至豪绅富户，乃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下至普通百姓，都开山种茶，探洞办厂。县城的居民或开矿，或办厂，或织布，或糊火柴盒，或经商，或开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实现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化工业文明的转化，究其原因，是会泽社会形态超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大时代急激转型的特点。其表现形式为：

第一，从地域上讲，已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西有以汤丹镇为中心的铜矿开采园区，东有以矿山镇为中心的铅锌开采园区的东西工业带。

以汤丹镇为中心的西部铜矿工业园区，到了晚清，整个铜矿产业，由于洞老山空等自然原因，已是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可是在矿务大臣唐炯的努力下，在仅剩8个铜厂的情况下，从光绪十六年到光绪三十二年期间，第一批京铜每年两批，每批五十万斤，产铜总数有三千五百余万斤，大有起死回生的趋势。另外，一些新的矿洞的发现，也给这一地区的铜矿产业增加了新的活力。

以矿山镇为中心的东部铅锌开采园区，位于会泽县城东北部的矿山，因丰富的铅锌资源，东晋时就得以开发，五代时的“采银太监坟”，已透露出当时大量开采的情况。乾隆六年（1741），因修凿金沙江河道，需铸币发放工役工资，矿山的铅锌作为制造铜钱的原料得以大量开采，“东川府所属者海地方，亦产铅矿，距东局只二站，应令该署张允随将前项铅矿查明，作速产试。”到了清末民初，县城最有名的士绅刘盛堂、刘盛基、彭光诚等都涉足这一产业，这些人思想超前，在他们的带动下，铅锌矿的开采如火如荼，形成了清末民初会泽最有特色的民族工矿企业，已统计的十八家公司、厂矿中，对铅锌矿进行开采的就有七家。据宣统二年四月的调查，仅矿山一地计有铅锌矿铜十一个，其中公立四个，私立七个；炭尖十五个，其中公立三个，私立十二个。铅锌炼炉一百五十六座，其中公立一百零八，私立四十八，公营铸钱四座，全部铅锌生产人员2007人，如果加上运输及专门服务的饮食业，数万人云集会泽矿山。一时间，会泽矿山矿业大兴，公私矿洞林立，铅锌炼炉遍布，形成了“牛车壅道，马帮盈店”的繁华景象。

此时的会泽县城，围绕着东、西矿山两个园区，为园区服务的机修厂、发电厂、火柴厂、硫磺厂、火药厂已开始在县城及近郊出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川矿务局于其后的县耐火材料厂内设炼运京铜局，将汤丹等厂运集会泽的粗铜改炼为砖形精铜发运北京。1912年，东川公司临时总办刘盛堂聘请日本技师石盛志郎到会泽，于该厂东北角建造一具熔铜十二吨的反射炉冶炼精铜，反射炉以耐火砖泥筑就，呈长方形，烟囱高约二十余米，购置了日本生产的蒸汽机进行安装，以蒸汽机带动鼓风机冶炼精铜，工人上下班以蒸汽鸣汽笛。此时的县城，从早到晚木制织布机的嘎吱声，加之到各厂矿山上下班的人群，冶炼精铜的炉烟，轰鸣的汽笛，已经交融成一幅近代工业文明的“大观图”了。

第二，从科学技术上讲，清末民初，会泽进入近代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开始聘请外国技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光绪十三年（1887），唐炯就任矿务大臣，于东川县城设东川矿务招商总局时，就曾聘请日本技师藤野、山田考察矿山，寻求矿苗，并“延聘日人多名为工程师，购置机器，筹划自投炼炉”。光绪十五年，唐炯上奏：“办理矿务应购开凿、通风、洩水三种机器，现已派员前往东洋购办，请免征税厘。”这些标志着会泽已由农耕文明进入近代化的工业文明。

第三，从组织形式上讲，大多数厂矿及公司已实行股份制，按股份制的有关规定进行集资及管理。

清末民初，自矿务大臣唐炯创立东川矿务总局召集商股以来，大家争相效仿，形成了办厂开公司的热潮。开办的时间，除个别厂为清光绪中叶及清末，大多数厂开办的时间均为民国初年。从性质上讲，所有厂矿均实行股份制。有意思的是“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川德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已不是“股份制”而是“股份有限制”了。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比股份制，从体制上可谓进了一大步，它的特点是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每一股有一票表决权，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享受权利，进行分红，并以其所购股份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种“股份有限公司”相比“股份公司”，在责、权、利方面可谓趋于合理，前进了一大步，到了民国初年，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更是风行县城，形成了一股热潮。

当时的县城及南北矿山，已由县城的富绅刘善初和彭光阁合组东川鑫泰股份有限公司，于今矿山镇开采及冶炼铅锌。1912年，云南光复，会泽县城绅商刘盛堂、唐继尧之父唐省三，呈请云南督军府军政部，将东川官办铜铅改设股份有限公司，官商集股合办。当年12月27日，云南实业司乃决定成立纯营业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定股本银元六十万元，官商各半。同时，公司于会泽、昆明、昭通、个旧、香港等地设“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股处”征集商股。

1912年，绅商唐学曾、汤希禹、杨蔚南、周朝弼、唐守曾（唐继尧之叔）联名呈请省“实业司”推黄德润（黄毓英之父）为临时总理另组公司，召集商股。当时，民国中兴，军政财界要人及商民均投资入股，十分踊跃，蔡锷入股三千六百元，唐继尧入股一万元，本县商民一股、十股至数百股，至1914年止，公司共集得商股31860股，合银316 800元，其中官股15 150股，商股16 710股。1913年10月，国民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云南“勿以平等之价购买日铜”之请，通饬各省造币厂一律订购以示限制，各省造币厂纷纷入股订购公司铅铜，加之欧战爆发，各国军火制造日增，铜铅价格剧增，公司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数年间公司红利倍增，盈利203 974.6 414元，每股红利七成，为12.47元，其余部分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办事人员奖金。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办了27年，到1939年重新组织称“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10月14日，公司总部由昆明迁至会泽堂琅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