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记忆的时光瓶”中，却珍藏着1935年及1936年国民政府对会泽唐继尧的“褒扬令”和“国葬令”。这两道令，意义非凡，应该说，唐继尧的千秋功过，在此盖棺论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国民政府的褒扬令和国葬令如下：

国民政府令：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令

故上将唐继尧，精娴韬略，夙志匡时，辛亥光复之役，率军响应，克定边陲，嗣值袁氏僣号，首义滇省，维护邦基，阙功尤伟，亟应特予褒扬，用示政府追念勋贤之至意。此令。

国民政府国葬令：

国民政府令：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令

故陆军上将唐继尧，于洪宪叛变之际，首义滇疆，声讨帝制，保障国民，卒使奸贼夺魄，国基重国，革命大义，于以昭宣，志节劲于风霜，勋业炳于奕祀，当此起义纪念之日，弥深追怀前烈之思，唐继尧应特予国葬，以示崇报，而资矜式。此令。

国民政府的“褒扬令”和“国葬令”是在唐继尧1927年逝世，事隔八年和九年后作出的。综观唐继尧的一生，虽毁誉各半，但国民政府1935年及1936年的“褒扬令”和“国葬令”因是中央一级政府对唐继尧一生所作出的结论，应该说是权威的结论。综观两令，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讲唐继尧少年时就倜傥有大志，他精娴韬略，其志向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并在时局危难之秋，匡正时世，挽救了时局。二是讲他在辛亥革命中，率领滇军积极响应孙中山领导发起的武昌起义，最后“克定边陲”，完成了云南的“重九起义”。三是唐继尧在现代的贡献，1935年，当袁世凯冒用皇帝的称号，叛变共和，准备恢复帝制的历史大转身之时，唐继尧毁家纾难，“首义滇疆”，声讨帝制，保障国民，“以一省之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护国之举，防止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有关重固“国基”“邦基”的大事，所以称之为“阙功尤伟”，其“志节劲于风霜，勋业炳于奕祀（他的志向和操守比风霜还强劲，他立下的功勋应彪炳于后世，使之世代相传），借此国葬，把他作为楷模，以之表示对他的崇敬。

在云南的群雄中，得到中央一级“褒杨令”的人物，应该是不多的，特别是这种改“公葬”为“国葬”，享此殊荣的仅唐继尧一人。

纵观唐继尧的一生，金戈铁马，戎马倥偬，在他为历史作出重大贡献之时，也都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

1905年，二十二岁，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为云南较早参与这一组织的成员。

1911年，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10月，组织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任云南军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

1915年，三十二岁，云南首义，发起了护国运动，唐继尧作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领导了这次举世闻名的首义运动。

1916年，三十三岁，护国军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其被推举为抚军长。

1917年，三十四岁，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1918年，三十五岁，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改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5月20日举孙中山、唐继尧等7人为总裁。9月，任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总司令。

1924年9月，四十一岁，被广州政务军事联合会议推举为副元帅，后又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一职。

在中国军政界，唐继尧历来被人们称为器宇恢弘、倜傥有大志的人物。三十二岁时，就以云南一隅，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护国运动，其后，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曾被孙中山任命为两位副元帅之一，后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是云南达到副国级的人物之一。

唐继尧于1913年11月就任云南都督，在他主滇的十多年中，因政绩突出，被史学界称之为“唐继尧时代”。这其间唐继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背景下，效仿西方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工厂，实行股份制，成立公司，修建铁路，扶持制造业，创办云南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并选派留学生，使云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由一个十分落后的边陲之省，走上了近代化工业革命之路。具体表现为：①在昆明海口建立兵工厂，除生产子弹、手榴弹外，还能生产轻重机枪、山炮，使滇军成为南方军队中武器配置最好的军队。②以发行股票的形式筹集资本，从1915年至1921年历时七年建成个碧石铁路，开启了云南近代化之工业文明。③于积善村、明波村修建电力抽水站，使滇池沿岸的农田实现大规模灌溉，灌溉面积达七八万亩。④破天荒推广使用化肥，极大地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⑤于昆明翠湖修建自来水厂，一改昆明自古饮用井水、河水的不卫生习惯，这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极为罕见。⑥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并组建中国历史上第二支空军，投资建巫家坝机场，成为了继杭州苋桥机场之后，开辟的第二个机场。⑦以官费半官费的形式向欧美日派遣留学生，人数超过滇省的留洋学生历史以来的总和。⑧主持编写云南丛书1212卷。⑨致力于云南讲武堂的教学，面向全亚洲招收学生，将云南讲武堂变成了同盟会在国内最好的武装基地，为中国及相邻国家培养了不少将帅人才。⑩继上海、北京之后，于昆明五谷庙创办中国第三所无线电专业学校。修建了翠湖的“唐堤”，创办了云南第一所大学——东陆大学，结束了云南没有大学的历史。

总的来说，在唐继尧主滇的十四年中，他为实现云南的近代化、工业化，引进西方文明不遗余力，史学界将他称为云南近代化之父，是一点不为过的。

另外，唐继尧是一位文化素养较高的人物，他在诗、书、画方面的造诣，远远在同时代人之上。

20世纪末，会泽县政协和会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决定编著一本全方位介绍评价唐继尧的书籍，当时，聘请了时任副县长的刘光顺先生为主编，笔者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作为副主编参与了此项工作。经过三年多的收集、整理、研讨，一本近九十万字的《唐继尧研究集》终于印刷出版，该书也因新颖的观点、翔实的史料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在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我们对唐继尧作了全方位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总观唐继尧将军的一生，可观的是，参加组织领导了重九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长达252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北代援黔，建立了贵州的社会生活秩序，为日后的云贵一体护国靖国奠定了基础；组织领导了护国首义，迫使卖国窃国的巨奸大盗袁世凯忧惧而死，使民主共和的政体死而复生，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进入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开端，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提供了承先启后的历史条件；组织领导了靖国战争和讨伐复辟帝制的张勋及毁弃约法的段祺瑞、徐世昌；在为捍卫民主共和政体而继续斗争中，一度有力地支持过孤掌难鸣的孙中山先生；通电全国谴责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其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组织领导建国军，誓师北伐贿选总统的曹锟；同情支持朝鲜、越南人民反对日本和法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干部培养和经济支持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他所创办的东陆大学和云南航空，以及积极普及小学教育和开办市政建设等举措，则是动乱年代落后地区在社会经济建设上的先进举动。

最后，本书得出了这样一个合乎实际的结论：唐继尧首先和主要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爱国主义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

本书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云南史学界的泰斗林超民教授，在省政协主办的“彩云读书会”走进会泽所作的专题讲座“唐继尧与云南”也是这样评价的：(www.daowen.com)

唐继尧是为云南革命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革命家、军事家及政治家。

综观唐继尧一生，虽也有过缺点和错误，但其参与组织领导重九起义，领导护国运动，创办东陆大学，是他的主要方面，可以说，唐继尧对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及兴办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忽视的是，在唐继尧的影响下，很多会泽人都参与了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一个小小的边陲县城为推翻清王朝于云南的统治、防止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以及拥护来之不易的“民主共和”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据笔者初步统计，1911年10月及1915年12月唐继尧参加组织领导的重九起义及他领导的护国运动，在他的带动下，会泽（这里的“会泽”指广义的会泽，即以会泽县城为中心，包括现今会泽、巧家、东川等地，有时也统称东川）儿女黄德润、黄毓英、邓泰中、唐继禹、陈维庚、孟坤、詹秉忠、张开儒、倪隆德及唐氏家族等，都怀着革命热情投入到推翻清政府、维护“共和”的时代大潮中去。形成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一群会泽人与其他革命志士一起，结束了几千年于云南的封建统治，特别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再造了共和，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些会泽人参与的两次运动及起义的情况如下：

黄德润：晚清进士，在重九起义胜利后，被唐继尧聘为滇都督府顾问，任司法司司长。在护国运动中，为其筹措军饷数百万，保证了护国的军需。

黄毓英：黄德润之子，陆军上将，早年自费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回国后，在重九起义中，多次参加唐继尧主持的秘密会议，在起义的当晚，是他打响了重九起义的第一枪。他英年早逝，孙中山先生为其亲自题匾“乾坤正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邓泰中：陆军上将，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在云南光复起义中，参加攻打军械局，身先士卒，被晋升为营长。在护国首义中，多次参加讨袁秘密会议，护国军入川时，他于四川盐津打响了护国讨袁第一枪，护国战争结束后，晋升为旅长。

唐继虞：陆军上将，为唐继尧的叔伯兄弟，在重九起义中，时任排长，作战英勇。1913年，护国运动前夕，被唐继尧派往越南海防，迎蔡锷来滇，并参与了第五次护国讨袁的秘密会议，护国运动中，任护国军第三军第九支队队长，云南省警察厅厅长和云南警务处处长。

陈维庚：陆军中将。云南陆军小学堂毕业。1911年，参与了云南重九起义。护国运动中，任云南补充第一大队副队长，负责招兵训练，为护国军输送兵源。

孟坤：陆军中将，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护国战争。

詹秉忠：云南造币厂厂长，富滇银行行长，国民党国大代表。曾参与云南光复起义、护国运动，负责迎护入滇参加护国战争的各地志士及战争物资的进出工作。

张开儒：陆军上将。曾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云南重九起义中，率讲武堂学生攻打小西门及总督府署。护国运动中，任护国军第二军团第一梯团团长，为护国讨袁立下了不朽功勋。

倪隆德：清朝会泽最后一位进士，曾参与云南重九起义，民国二年（1910）被派往巧家任县长一职。护国运动中，曾任唐继尧的秘书，起草各种文件，得到唐继尧的赏识。

另外，在整个云南重九起义及护国运动中，有那么几位名人不得不提：

一是唐继尧的父亲唐省三，当听说儿子唐继尧将响应武昌起义而要组织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时，若站在封建的伦理道德上讲，是大逆不道之举，有灭九族的危险。但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父亲，站在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来看待儿子的义举，“辛亥秋八月，武昌起义，不孝（指唐继尧）与同志密谋响应，迭次会议于家，府君（唐父）喻其意，召继尧问内情，以实告，府君曰：‘满人政治窳败，不能为讳。现在大势所趋，自应急起直追，顺世界之潮流，谋本国之强盛。滇虽僻远，责任不可放也，成败利绳，勿庸逆计，家事我自任之，不必多所顾虑。’”“十二月，继尧奉命北伐，府君慰勉，出发之日，亲送继尧于城东之聚奎楼，嘱以努力讨贼，还我中华。”1915年，当儿子密谋将讨伐袁世凯时，这位父亲已将唐氏的生死付之度外，积极支持儿子的这一壮举，“乙卯（1915）筹安会起，同事谋讨伐，府君（唐父）以攻城叛国罪不可宥力赞其成，兵既起，府君任筹饷局参议，筹饷赞助，竭尽心力”。

二是唐继尧的三个亲妹子，二妹唐菀赓（继兰）、三妹唐惠赓（继惠）、四妹唐芸赓（继芝），她们深受唐继尧民主共和的思想影响，三姊妹自1911年8月从会泽迁往昆明，在重九起义及护国运动中，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李翠芳在《参加云南辛亥革命“女兵”》一文中写道：1911年10月28日夜于洪化桥，唐继尧家召开第五次秘密会议，唐继尧的三个妹子各司其职，二妹菀赓负责茶水及煮宵夜，三妹惠赓和四妹芸赓在屋外“站岗放哨”，这一晚的会议特别重要，所以开得特别长，整整8个小时。会议开了一半，宵夜已煮好，当十余位军官吃到热腾腾的东川挂面和红糖煮鸡蛋时，免不了对唐氏姐妹给予了夸奖。因为唐氏姐妹心里知道，哥哥唐继尧和他的战友们是在商议一件大事，她们参加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行动，她们为此感到光荣又自豪。

1915年12月21日云南护国首义前夕，唐氏三姐妹又再次承担了秘密会议的后勤保障工作。唐氏一族，真正是“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了。晚年的唐菀赓，曾噙着泪水对女儿说：“云南人不该忘了这个日子，想当初你舅父带兵去攻打清政府总督府，后来又反对袁世凯称帝，通电全国宣布云南首义拥护共和时，我们全家是整夜跪在佛龛前度过的，你大舅母甚至惊恐至小便失禁。因为你舅父已事先做了安排，事情若成功，国家民族有幸；若失败了，让我们到黑龙潭跳珍珠池，仿效明忠义之士薛尔望先生一家以身殉国，‘为天下明大义。’”

三是出生地及籍贯均为会泽的云南近代著名学者陈荣昌，他光绪九年（1883）就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云南光复后，他言道：“既为清吏，不敢背朝廷，即生中士，不敢忘中国，若清亡，则终生为民。”绝意仕途，屡请不出。可当1915年，唐继尧以西南一隅，起兵讨袁之时，他一改初衷，直奔唐府而来，喜极而泣，“今将军能倡大义，吾济死可瞑目矣”，并与云南名士一起联名通电拥戴唐继尧，并同意出任护国军政府参赞一职。

四是出生于会泽西郊锁水阁的四川状元骆成骧，其对清政府充满了眷恋之情。当唐继尧以西南一隅，起兵讨袁之时，在护国运动的影响下，他也是一改初衷，谢绝了袁世凯的厚请，力挺四川省长陈宧，响应云南的护国起义，通电独立，反对袁世凯。

综上所述，清朝末年，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将寿终正寝，在这种社会将发生巨大变革之时，会泽出现了一大批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他们弄时代之潮，敢国人之先，成了清政府在云南的掘墓人，在追求民主共和的理想中，顶住了逆流，扭转了乾坤，重固了国基。这批人胸怀大志，追求光明，具体表现为：

①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排除一切险阻，东到日本留学。光绪末年，清政府在变法维新的改革中，决定选派云南士子赴日留学，是时滇省风气未开，青年学子多视跋涉重洋为畏途，犹豫不决。可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群会泽学子，却胸怀大志，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正如唐继尧所说：“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据笔者早年间统计，清末民初，会泽负笈留日的学子就有刘盛堂、唐继尧、邓泰中、黄毓英、张开儒、钟琪等十余人。

②加入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亦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是中国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除甘肃尚未派留学生外，关内17个省均有人参加，到会者约100人，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其政治纲领为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所组建的同盟会吸引了这批寻求救国救民的留日学生，据实藤惠秀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载，1905年7月30日离同盟会成立前20天，云南籍留学生吕志伊、李根源、唐继尧等人就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其后，会泽籍留日学生就有唐继尧、刘盛堂、邓泰中、黄毓英、张开儒、钟琪等人于日本参加了同盟会，会泽成了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人数最多的县城。这些人回国后，不但为家乡的经济和文化作出了贡献，还成了推翻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唐继尧的两次起义，功勋卓著。有学者认为：“唐继尧时代是云南近代化进程中较为重要的时代……唐继尧时代的云南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潘先林《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③成为云南重九起义及护国运动的中坚力量。这批会泽籍的仁人志士在两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运筹帷幄，多次召开秘密会议，接送有识之士来滇，有的则筹措军饷，输送兵源，有的身先士卒，攻打总督府。在两次运动中，是这群会泽人，打响了重九起义第一枪，也是这群会泽人，在援川的战役中，打响了云南护国运动第一枪，他们冒着生死，不怕牺牲，在以唐继尧为代表的领导下，完成了云南历史上的这两次壮举。

民国时期，会泽人才辈出，历经云南重九起义及护国运动，据初步统计，获得副统帅军衔的有唐继尧一人，获得陆军上将军衔的有邓泰中、黄毓英、唐继禹、张开儒四人，获得陆军中将军衔的有唐继麟、孟坤、刘时、李世龙、陈维庚五人，古堂琅在民国时期以副国级一人，正部级四人，副部级五人在边陲县城，独占鳌头。

在以前研究云南历史的著述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唐继尧参与组织领导了云南早期推翻清廷于云南的“重九起义”，以及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运动”，却忽视了一群会泽的仁人志士参与了这两次运动。至于像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群功勋卓著的仁人志士为什么会产生出现于会泽，也就是说，民国初年，会泽为什么会出现以唐继尧为代表这么多的人物，却缺乏应有的分析。笔者认为：会泽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献土设流，到清末两百年的时间，由于铜的大量开采及外运，整个社会超前发展，加之大量移民进入会泽，会泽已从早期的半牧半农的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到光绪十三年（1887），矿务大臣唐炯于县城内组建了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招商矿务股份公司，因工厂、公司大量的开办，会泽的整个社会形态，已派生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点的近代化工业革命，加之文化教育的兴旺，思想意识的超前，才孕育产生了以唐继尧为代表的这群仁人志士。也就是说：以唐继尧为代表的这群仁人志士的出现，是会泽大时代转型的产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提前进入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近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下面，拟就从当时东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思想意识方面作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