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屏虹饮吸龙潭,
柳浪桃花绿转丹。
石鼓金钟有余韵,
蔓青深处笛声寒。
上面这首诗,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已丑科举人史光华所作,短短28个字,就包含了会泽十景中的九景,从中可以看出会泽十景在古人心中的位置。
“会泽十景”最早出现于方桂所修的《东川府志》中,在此之前的典籍,包括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崔乃镛所修的雍正《东川府志》中均没有记载。方桂,字友兰,湖南岳州府巴陵县人,壬子举人,乾隆二十五年由临安府调任东川知府。在任期间,于乾隆二十六年修《东川府志》,其被称为云南三大地方名志之一,与姚安、大理志书齐名。在方桂所修的《东川府志》中,“疆域”之后就有“东川十景附”,所附十景为:
翠屏春晓金钟夕照
龙潭夜月饮虹云阵
龙幕桃花石鼓樵歌
温泉柳浪水城渔笛
在以上十景中,作者特别指出的是:“士人以‘蔓海秋风’为十景之一,今更名为‘蔓海秋成’盖纪实耳”,可见“蔓海秋成”在早些年叫“蔓海秋风”。
另外在“艺文诗词”中,还有方桂所写的“东川十景并引”,除引文外,还刊列了方桂所写的十首七律十景诗。我们从方桂所写的十景诗的引文中,大概可以寻求到“东川十景诗”所形成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现将引文断句如下:
乌夷余种,玉勅归途,劳几许与,雕巉渐多,方而剔透。改云山之旧相,今日鲜明;开漭漾之新渠,中华锦绣。翼亭峙翠,绾流万绿分膏;斗阁凌霞,绕树千红吐秀。粤稽名胜,爰考崔题,仿来西子湖头,效颦莫笑,侬在南屏山,过画影如真,是用传神阿堵,不禁我见犹怜。即景成吟,有愧云飞秋陇;惊人携句,敢云练净澄江,恐为林涧之羞,窃学邯郸之步,声非金石,歌替声芋云尔。
该引文较为深奥,现试译如下:乌蒙的一个支系,在尊敬的皇帝的诏令之下,归顺于大清王朝,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归途之中,山势险峻,周围都盘聚着凶猛的飞禽和峻峭的山峰,慢慢地才进入一个开阔之地并定居于此。此后,一改昔日江山的旧貌,今日显得一派欣欣向荣;于广阔无边之蔓海中,开凿新渠,令中华面貌一片锦绣。修建的亭子,屹立于一片翠绿之中,人们已经把任性、放荡不羁的河流治理好了,河水缓缓流进稻田,东川变成了肥沃之地。阁楼的飞檐插入云霄,在一片霞光之中,环绕着树枝,开放的野花放着秀人的美色。审慎地稽查这里的名胜,何处是府官崔乃镛所题的呢?只是仿效杭州西湖的做法罢了。这种仿效西湖十景的做法,当然是东施效颦,但请你莫见笑。想起我在南屏山时看到的景致,真是与这里神似啊,回想记忆,不禁使我十分喜爱这里。看见美好的景物应马上吟咏,才不会有愧于云飞秋陇之美;应经常准备着惊人的名句,否则怎敢去描写那澄江似练之景色,却又恐为描写林寒涧肃,虽是私自模仿别人,但哪怕是邯郸学步也大概可以理解罢。这样的文章非金石之声那么悦耳动听,只是用笙和竽为我传声而已。(www.daowen.com)
方桂写的这段有关“东川十景”的引文十分重要,它透出了会泽十景诗所形成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是我们了解会泽十景的一段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会泽历史上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从历史大背景上说,这一年基本结束了彝族同胞对东川上千年的统治。有关文献记载,约公元前七世纪的周朝晚期,彝族首领阿普笃慕带领六个儿子于今会泽的乐业,即古代的洛尼山暂避洪水,为了氏族的生存,并于此地举行了彝族历史上有名的“六祖分支”——六个儿子向不同的方向迁徙,去发展他们的事业。其中的小儿子——默部,即穆齐齐一直在滇东北一带活动。其后裔东川阿歹,为镇雄芒部著名土司,统治着整个滇东北。到唐朝南诏国时期,六祖的第四个儿子穆阿卧逐渐强大,其后裔禄氏一族成为整个滇东北著名的土司,取代了其他部族。到笃弹时,禄氏统治了整个东川及昭通,成为了著名的闷畔部。历经元、明数百年时间,禄氏一族已形成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时任东川土知府的人数就达二十多人,整个东川成为了禄氏统治的势力范围。当时东川实行的是半牧半农的奴隶制经济(或封建的领主经济),生产力十分低下。清初,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彝族统治者为了争夺土知府的领导权,从康熙七年(1668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争夺领导权,相互残杀,史书记载,“遗骸遍野,积血成渠,鬼哭黄昏,磷飞星夜”。康熙三十八年,彝族统治者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主动交出土官印信,要求清政府委派流官到东川进行管辖。这一做法在东川历史上意义重大,它基本结束了彝族上层对这一地域上千年的统治,清王朝第一次于此地设置流官,派遣汉族官吏王永玺到此担任流官知府,并加强了该地的军事管制,除设东川游击一员、守备一员,还设汛塘数处。因是彝族上层主动献印,王朝第一次委派流官,故史称“献土设流”。这便是方桂在“东川十景并引”中说的“乌夷余种,玉勅归途”。
应该说康熙三十八年东川的“献土设流”,对于清王朝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来说是不彻底的,这种做法带来了极大的政治隐患。事隔三十余年后的雍正初年,此时的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不愿放弃自己特权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于雍正八年发生了整个滇东北彝族上层反对改土归流大叛乱的政治事件。雍正八年八月,乌蒙(昭通)土司禄鼎坤之子禄万福借彝族人民对乌蒙总兵刘起元的不满,首先于乌蒙起事,杀了刘起元。在禄万福的煽动下,云、贵、川三省接而应之,并要截江路,窥视府城,“凡进东川隘口,拆毁桥梁,沿途堵塞,以致往来断绝,声息不通”,形势十分危急。到了九月,清政府令云贵总督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兵一万数千人大兴问罪之师,分三路进剿。经数月后,这次叛乱终于平息。这次平叛,在官军“穷搜力剿下,整个滇东北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尽已万余人”,“汛明枭首及剁去手脚有杀者已数千人”,“投诚者数万人”。总兵官禄被判处死刑,提督张耀祖被罢官,府官罗德彦、知县王忠被撤职。因这一年为庚戌年,故在会泽历史上称之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清政府深感要确保这一地区长期的社会稳定,通过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除改变这一地区的民族结构外,发展生产,搞好基础建设成为该地区的大政要政,正如《孔子家语·致思》所述:“铸剑习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于是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了这一地区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庚戌之变后,没收了大量土官、酋及农奴主的土地,加上献土设流后禄氏的三官庄田有一万三千多亩,这些土地均无人耕种。雍正八年后,王朝发布吸收外地移民进入东川府垦殖的优惠政策,凡外地移民者不但给予土地,还给予耕牛、籽种及房舍。另外,东川府进一步做蔓海的疏浚工作,于蔓海开挖新河三道,泄蔓海积水归以礼河。道光二十一年,知府义宁引以礼河水并连接龙潭泉水,并渠引往蔓海。此项工程结束后,整个金钟海坝由一片汪洋变作了千顷良田,这正是方桂“东川十景并引”中所述的“改云山之旧相,今日鲜明;开漭漾之新渠,中华锦绣。”
当时及其后的文人及士子,对此大加赞赏,他们将原有“东川十景”中的“蔓海秋风”改成了“蔓海秋成”,该景也由原先的一片秋风肃杀变成了素秋千顷,稻谷飘香的景色。另外,如刘翊运的“田开蔓海水无波,四月栽秧归女多。手足胼胝却不惮,临风唱出太平歌”,陈鸿图的“义通河水绕东城,灌溉田畴万顷平。昔日曾来贤太学,于今蔓海庆秋成”,都是对这一壮举的赞歌,把蔓海成田后的农耕文明写得有声有色。
第二,庚戌之变后,另外一项工程即石城的筑建。东川府建城,历史上有三处,从乌龙幕到水城,再到翠屏山下,所建土城都比较简陋,即便是翠屏山下的土城,也都是用泥土建筑。雍正九年(1731年),崔乃镛出任东川府知府一职,遵循云贵总督的指示,决定于东川建一座石城,这在当时可谓工程浩大,每天参与的技术工人640人,普通工人上千人,总共用工337万多个,支出白银31 420两,前后耗时一年半时间,于雍正十年十月完工。这座石城从东到西计214.6尺,从南到北120多丈,绕城一周为三里三。石城最大的特点是基脚宽两丈,高一丈二尺的城墙全用五面石支砌,并于后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建筑鼓楼四座。石城的竣工给会泽带来了一个十分稳定的时期,不得不说会泽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与石城的建成有着很大的关系。石城建成后,城内的会馆、寺庙、宗祠、民宅也拔地而起,形成了如方桂“东川十景并引”中所述的“翼亭峙翠,绾流万绿分膏;斗阁凌霞,绕树千红吐秀”,一派经历战后而生机勃勃的景象。
综上所述,从康熙三十八年到雍正八年,清政府通过武力最后完成了东川的献土归流。王朝最后通过没收土司、土官的土地,修浚蔓海,吸收外地移民进入东川实行屯田垦殖。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使东川的社会形态从半牧半农的奴隶制经济、封建的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的地主经济。从此,统治东川数千年的土司制度寿终正寝,依附于它的领主经济也宣告式微,代表封建中央集权的流官制度正式施行。这一巨变,是通过对血腥的战争的反思,铸甲销戈,进而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从而实现和平带来的。会泽十景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歌颂的是铸剑为犁而带来的歌舞升平的景象。在新时代重温会泽十景,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会泽十景
翠屏春晓,金钟夕照,
龙潭夜月,龙墓桃花,
石鼓樵歌,柳浪温泉,
水城渔笛,青龙残雪,
饮虹云阵,蔓海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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