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夏商周三代，与其政治格局匹配的文化形态叫作分封制。周礼建立以后，诞生了两种文化精神，一种是贵族精神，另一种是骑士精神。

春秋之前，据历史考证，国与国之间经常会通过打仗试探对方，逼迫对方亮出底牌。知彼知己后，双方会各自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用理性而不是武力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各自的政治诉求。到了战国时期，中国的礼文化趋近终结。《史记》记载，宋襄公带领军队与楚军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襄公身边的将领目夷建议趁机进攻，宋襄公却说不可以，因为楚军尚在渡河，胜之不武，不合周礼。楚军过了河，开始排兵布阵，目夷说赶紧攻击，宋襄公还说不合周礼。等到楚军布好了阵，双方堂堂正正地交锋，宋军大败，宋襄公伤到了大腿。战败后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就因为伤病去世了。

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在于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得意时不忘形，失意时不失志。可以说，宋襄公指挥的泓水之战是春秋时期有思想追求的贵族精神的一个转折点。宋襄公一心坚守原则，一心践行贵族精神，为此纵然身死国败，也不曾动摇。这与中世纪欧洲贵族视荣誉胜过生命的骑士精神是相通的。后世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和批评，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我国古代的转型时期，思想流派纷呈，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逐渐过渡到按地域划分的郡县制，这是秦汉交替中一次大的文化转型，中国古代开始出现自耕农，天下再无诸侯，贵族精神被终结了。

如果说宋襄公“蠢”，那也应该说“蠢”得可爱。作为上古战争道德的践行者和最后的守护人，宋襄公保留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难能可贵的东西，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贵族。在礼崩乐坏的混乱年代里，宋襄公依然恪守着作为一个合格的“士”的行为准则，其行为堪称后世楷模。(www.daowen.com)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里的荆轲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骑士。荆轲是崇尚骑士精神才去刺秦王，而不是为了追随燕太子丹。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前半段很精彩，一批骑士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并推出代表荆轲，去把秦王杀掉，这让人似乎看到骑士精神的曙光。而结尾时，李连杰饰演的无名也是个骑士，却臣服于秦王，失去了骑士风度；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也一样，前半段很精彩，赵家大院中间有一根很大的柱子，上面有图腾，但直到电影结尾还是没找到答案。陈凯歌说：“拍这部电影最困惑的，就是一个人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儿子，而去救人家的儿子？”显然，陈凯歌没有把程婴放入具有骑士精神的春秋战国去解释骑士文化，从而将骑士精神升华为可贵的品质，而是站在21世纪以人为本的角度，去对照骑士精神，从而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春秋时期，赵盾家族在晋国是很大的家族，对门人、门客特别仁义。在《礼记·檀弓下》中，有一段就是说赵盾家，赵家新房修好以后，有个人送祝贺词：“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当时，赵家的势力和名望已经威胁到晋国国君的地位，这才有人利用国君的猜忌和防范心理瓦解赵家势力。赵家被灭族以后，那些世世代代依附于赵家的门人、门客，惶惶如丧家之犬。所以，就出现了两个艺术形象，一个叫程婴，一个叫公孙杵臼。程婴为了保住赵家唯一的后代以图东山再起，把自己的儿子献出去，而公孙杵臼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分封制的文化形态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完全可信的。由于电影《英雄》《赵氏孤儿》没有呈现剧中人物所处时代的文化形态，所以，这两部电影前半部分很精彩，贵族精神、骑士精神得到高扬，而到了后半部分，由于没有找到贵族精神、骑士精神内在的依据，没有内在驱动力进一步升华其现代意义，这两部电影就出现只绽放了一半的尴尬结局。

电影《赵氏孤儿》反映了一些人的价值观是中空的，学者戴锦华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电影暴露出今天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最基本和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即我们自我构建了一个中空的形体，自我形成了一套中空的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凯歌的《赵氏孤儿》。《赵氏孤儿》是最古老的中国故事，而且是在17世纪被法国人作为伟大的人类精神和世界名著所接受，并且传播到欧洲的。这样的故事当中的‘义’和‘诺’作为中国文化的某种内在的，而且是带有民间性的一种价值，在电影中全部流失；于是，电影《赵氏孤儿》中的人们似乎是病态的，是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