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中自体表达的破碎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只启发患者的认知层面或者是增强他的防御机制（在某些心理治疗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必然就会和每一个患者共同踏上一段新的发现之旅。发现的不是一座偏远的大陆，而是一座从没有存在过的大陆。在发现以及占据的过程中，它才开始存在。陪伴患者走过这段旅程，是一种迷人的经历，只要我们没有先入为主地用已知的概念去对这块大陆进行殖民。我们总是对未知怀有恐惧，倾向于绕过不理解的东西。患者通过体验自己的感觉和需要来逐步发现他真正的自体。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师也需要接受和尊重患者的这些感受，即便分析师还没有真正理解它们。

在上课或者单独对话中，我有时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分析师应该如何对待由患者偶尔引起的愤怒？一个敏感的分析师当然能够感受到这种愤怒。问题是，为了不拒绝患者，他应该压制自己的愤怒吗？但是这样的话，患者还是能够感受到被压抑的愤怒，但是又不能明确理解，所以就会困惑。那么分析师应该说出自己的愤怒吗？这种行为会让患者觉得受伤，失去安全感。我发现，如果我不以建议的形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和同事的这种对话就会发展得更深、更私人。如果人们确立一个前提，即患者在分析师那里唤起的所有的感情，都是患者一种潜意识的尝试。患者潜意识中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分析师他的故事，但是同时又要隐藏它们，因为要保护自己免受新的无意识的操纵。知道这点之后，那个关于如何处理由患者引起的愤怒以及其他感情的问题，就不言自明了。我认为患者除了他目前采用的方法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告诉我他的故事。所以在我那里出现的所有感觉，包括愤怒在内，都是患者加密的语言，是具有极大的心理价值的。有的时候，它们可以帮助找到失落的钥匙，去打开处于黑暗中的门。

在专业文献当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讨论：人们怎么能确定反移情不是分析师的移情表达呢？如果分析师能够自由地与自己的童年进行情感连接，那他就能轻易区分反移情和自己孩童时的感觉（也就是自己的移情）。反移情的感觉就像一个闪光、一个信号，它显然是跟被分析者有关的。如果那些感觉十分强烈、痛苦、持续，那么它就和自体有关。反移情要么是患者从前的原始客体（无意识地拒绝成为分析师的患者）的信号，要么是患者把孩童时没有体会过的分裂的感觉，在治疗过程中派送给了分析师。

人们可以表现他们不知道的故事吗？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这发生在每个心理分析中。为了能把故事场景化并且理解它，患者需要将治疗变为他发展移情的场地。他需要一个人，这个人不依赖他，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允许他如他所是，但同时又随时开放自己，接受被赋予的任何角色，并且持续扮演这个角色，只要这对分析是必要的。

这样一种分析对强迫症是极为重要的。关于强迫症的消极面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它一直将那忘却的创伤场景化，那可怕的倾向有时候隐含了一些惊悚的、自毁的东西，让人联想到死本能。但是强迫症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哑孩子的语言，是表达的唯一可能性。哑孩子想要被理解就需要一个特别的移情对象。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很有可能不是为真正的感情和思想的表达服务，但却是为了将其隐藏、模糊和否定，也就是说它是为虚假自体服务。因此我们有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工作来处理患者的强迫症，因为它是真自体的唯一的显现方式。它是移情的基础，也是患者整个互动域的场景化。而在文献中，这种互动却被称为伤害，有时不被信任。

让我们举个例子。在很多分析中，刚开始的几周或者几个月，患者会产生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被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有的时候这也正确。但是患者的联想却经常明确地揭露愿望背后的自恋情结。

在病人那里即是说：“我想拥有一个人，我能完全占有他，利用他（母亲离开了我）。他不是一周给我四小时，而是一直在我身边。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我当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话，那我大概就是一个对别人更重要的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想把我曾经缺失的东西都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以自由发展，不需要否定自己。我想把这样的机会给他。”

第二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偏“客体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患者可以给自己实现愿望的时间。在心理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患者也可能有足够的收获，以至于有能力去赠送。但是如果想要孩子的愿望在治疗初期就显得急不可待，呈现出一种焦灼，那么这就是自身需求的一种表达而已。

在这里我们把不同的方面总结一下：

1.想要一个在场的母亲。（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好的共生关系，自己的孩子就成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创造共生关系。）

2.希望生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孩子被当作患者真实自体的象征。）

3.潜意识中借助强迫症来表达自己的童年命运（孩子作为“兄弟姐妹-竞争”和“希望的放弃”）：兄弟姐妹的出生加剧了自体的丧失，而当自己的孩子出生时，病人（暂时）放弃实现自己的自体。

把这种复杂地想要孩子的愿望解释为“表演”，大多数时候没什么成果。因为这时候强迫症还非常严重。分析师被认作总是发号禁止的母亲，人们总是想要反抗她。但是强迫症这种自毁的方式是唯一的表达的可能性，因为患者还没有脱离投射的控制。因此分析师需要注意，患者是如何赋予一个新人生命的。看起来患者这样做是为了摧毁自己的机会，但是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去发现他早期的没有充分体验过的人生。现在他可以有意识地带着醒来的感觉去体验了。就像孩子用玩偶来展现他的家庭，患者潜意识中用他新出生的孩子来展开他自己命运的悲剧。

这就是强迫症的双重作用。患者感到：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他的，因此他的自体出生了。这样的期望表现为想要生一个孩子的愿望，期望通过他人实现。患者不是变成曾经的婴儿，而是去照顾一个现实的、当下的婴儿。这个新生儿就代表了他自身儿童时期的自体。在某种程度上，患者认为这个婴儿就是自己，或者他逐渐发现自己竟然跟自己的父母很像。不管怎样，患者就此跟这个婴儿一起，带着感情逐步发现被隔离的童年历史。

即便不进行分析，强迫症也或多或少地活跃着。比如，伴侣身上总是带着原始客体的特征，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强迫倾向加强了。因为那种场景化将分析师裹挟进去，而分析师可以找到一个解答。这种借助额外移情对象的绕路经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矛盾的感情来了，害怕丧失客体的恐惧就会大到无法承受。必须区分开“母亲作为环境”和“母亲作为客体”。患者最早的经验便是，对于客体的不满和失望不能展示给同一个客体，因为这可能导致爱母慈父把爱收回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患者承受住了那种风险，但是分析师往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陪伴者，使患者早已忘却关于原始客体的经历复苏，以类似实验的方式，在额外移情的对象身上重现。

患者重拾感受的能力，原来长久受到压抑的旧需求和愿望被解放。但是它们还不能被无条件地满足，满足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自我惩罚。或者它们在现实中压根就不能被满足，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迫切地想要孩子的愿望，或者说想要“当一位可被利用的母亲”的愿望，清楚地表达了后一种情况。

但是在分析中，患有自恋障碍的人也时常产生一些愿望，它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当下被满足，比如每个人想要自由表达自我的核心愿望。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如他所是地走出来，用真实的语言、姿态、行为表达自己。从婴儿的哭喊到艺术家的杰作，无不是表达的手段。

有些人在小时候必须将真实的自体在他人、他自己面前隐藏起来。他在第一次走出来时，会感到极大的恐惧。但正是这些人迫切地感到，他们必须借助分析的力量打破那些陈旧限制。第一步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强迫症，患者不断重复童年景象，也就是说他不断重复体验羞耻带来的痛苦、暴露带来的疼痛，这是伴随着“自我表达”产生的。带着一种梦游似的确定，患者总是会准确找出那些像他的父母一样，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人（即便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患者就是强迫症似的试图让那些人理解自己，也就是要把不可能变得可能。

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爱上了一位年长、聪明、情感细腻的男人。除了性爱，这位男士抗拒任何他不能从理性上理解的事情，包括精神分析在内。但恰恰是他收到了那位女士的长信，信中患者尝试向他解释，她目前通过精神分析有哪些收获。她成功地对他发出的疏离信号视而不见，而是做出双倍的努力，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又找了父亲的替代者，因此不能放弃自己终究能够被理解的一线希望。清醒的过程带来了让人痛苦的撕咬般的羞耻感，而且这种羞耻感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有一天，患者在精神分析期间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说道：“我真是太好笑了，就像对着墙说话，然后等它给我回应一样，真像个傻孩子。”我问：“如果您看到一个孩子只能对着墙诉说他的烦恼，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在，您会大笑吗？”跟随我的提问而来的，是绝望的抽泣。患者打开了通往她早期经历的入口，那里是无尽的孤独。哭泣也将她从强迫症那种痛苦的、毁灭性的羞耻感中解放出来。第二天，患者带来了她在夜里写的第一首诗。

很久以后，她终于可以不再借助额外的移情对象，而是把我当作墙，对我倾诉。这位女士本来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但是有一段时间她的话语却很奇怪地颠三倒四、匆忙混乱，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她，也许就像她的父母不能理解她的情形一样。她在某些时刻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厌恶和自恋愤怒，还指责我冷漠，缺乏理解力。尽管我始终如一，但患者就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这时，她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孩子不能理解，为什么母亲能做美味的饭菜，关心他的咳嗽，满怀爱意地帮助他完成作业，但是某些情况下，却完全无法体会到他的隐藏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堵墙一样。在对我进行激烈的指责之后，患者的强迫症终于好转了。她以前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个无法理解她的对象，或是自己构建一个这样的对象，然后去体验那种毫无希望的依附感。这种折磨人的关系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患者能够不断重复童年时对父母的失望。

变态和强迫症中的鄙视的永久化

如果我们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个人情感的整体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恋平衡）取决于他母亲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对他的需求和情感的感受方式，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情感和本能冲动的高价值在这里被确立。如果一个母亲不能履行镜映功能，不为孩子的存在本身而感到高兴，而是十分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存在状态，那么第一次选择就产生了：“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它们被区分开，而且这种区分被孩子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父母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被进一步投射在孩子心中。

因为每个母亲心中都有一个“道具屋”，也许每个婴儿都会知道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是母亲不需要的。比如，人们通常期待孩子能够尽快学会控制肢体，在意识层面来说是为了在社会中不发生冲撞；在无意识层面来说，其实是为了不动摇父母的反射机制，因为父母自己在童年期肯定害怕在社会中发生冲撞。

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母亲玛丽，无疑是一位感知细腻的女人，她在日记里描写了她的意志是如何在四年中被阻抗的。当黑塞四岁时，她为他的顽固烦恼不已，在与儿子的斗争中只有一半的情况能取得胜利。黑塞在15岁的时候，被送到斯特滕一个收治精神障碍者和癫痫病人的疗养院去，为了“能够彻底治好他的顽固症”。黑塞从斯特滕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让人震动的、充满愤怒的信：“如果我是一名虔信徒，而不是一个人类的话，那我也许有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但他只有在“好转”之后，才有希望出院，于是这个年轻人就“改善了自己”。在后来一首献给父母的诗中，否认和理想化被创作出来：他为用“自己的方式”让他的父母的生活如此艰辛而感到抱歉。因为没有满足父母的期望而产生的负罪感，这种让人压抑的感情很多人背负终生。从理智上看，满足父母自恋的需求当然不可能是孩子的任务，但是感情要比理智更强大。没有哪种论述能够对抗这种负罪感，因为它的源头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强度和顽固性。

最大的自恋伤口便是，人们没有如自己所是地被爱。而没有哀悼的话，这个伤口也不可能痊愈。它要么（或多或少地）被抵御（比如像自大症和抑郁症那样），要么就在强迫重复中不断地撕开伤口。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强迫症和变态症那里遇到。被母亲（或者父亲）所鄙视的行为被投射到心中。孩子一些自然的反应，比如自慰、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身体、口欲、尿床、排粪、触碰玩耍自己的排泄物、产生好奇心、在失望和被拒绝时产生愤怒，所有这些都会在母亲那里引发震惊、陌生、厌烦、恶心、愤怒、恐惧和慌乱。这些经历在后来都被与母亲那震惊的眼神绑定在一起，这些可以很清楚地通过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向分析师讲述他目前为止私下里进行的性满足或者自慰满足时，病人能够承受住伴随的痛苦。他当然也可以毫无感情地讲述，只是纯粹地给出信息，就好像在谈论陌生人一样。但是这样的讲述不能帮助他穿过孤独，也不能带领他通向童年现实。只有当他被要求，在分析中不要压抑羞耻感和害怕，而是让这些感觉进来，体验它们，他才觉知到童年发生的事情。那些举动虽然无害，但他感到自己是坏的、脏的或者是被摧毁的。他自己也感到惊奇，那些被驱逐的羞耻感竟然能持续那么长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依然占据一席之地，即便他后来对性的态度是宽容的、进步的。这样的经历告诉患者，他通过分裂自己来适应别人并不是一种懦弱，而是当时唯一的逃脱毁灭感的机会。

但是人们能够苛求母亲吗？因为她也为自己是母亲的乖乖女而自豪，六个月就不再尿床，一年就干干净净，三岁就是更小的弟弟妹妹的“小母亲”了，等等。母亲在自己的婴儿那里看到了她从未生活过的、被分离出去的自体，她害怕自体突然有了意识，同时她也看到了不受拘束的弟弟妹妹，她曾经那么早就照顾他们，现在她在自己的孩子这里感到了嫉妒，也许还有嫉恨。她不能带着更好的认识教育孩子，她别无他法。孩子逐渐长大，不能放弃他的真实，但只能以某种方式，也许以一种完全隐藏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人就这样完全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发展出虚假自体，真实自体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变态和强迫症表现出来，在痛苦中挣扎生存。种种生存的条件跟当年孩子在震惊的母亲那里生存的条件是一样的，这些条件在此期间被投射在心里。变态行为和强迫行为表现的总是同一种创伤：只有震惊的母亲在场时，欲望的满足才得以可能实现。就是说只有在自我鄙视的环境中才能达到高潮（比如恋物癖），只有在（看起来）荒谬、陌生（让人恐惧）的强迫症想象中才能完成。

没有什么能更好地带领我们进入无意识的母子关系的隐藏悲剧，除了对变态和强迫症进行分析，共同感受强迫症那种毁灭性的力量，倾听它通过悲剧表演传达的无声无意识的控诉。

极为关键的是，分析师虽然可以为了患者的需要扮演欲望的敌人，去歧视和鄙视，但他自己决不能真是这样。这点看起来很自然而然，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有时会在分析师那里无意识地发生完全相反的状况，即便分析师的原意是好的。有可能分析师完全没办法扮演一种那么充满敌意的角色，而是表现出了他的宽容，为了促使患者能够没有恐惧地讲述例如手淫的经历。这样他就使患者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他去体验曾经跟母亲有过的经历。但在事实层面上，分析师其实同时重复了母亲对孩子欲望的拒绝，因为他没有让孩子般的恐惧和困惑以它最开始的质地涌入进来，而是与他的病人在成人的层面上对此进行谈论。

实际上，当分析师强调患者对他来说当然一直都是成人，而不再是孩子，就好像“是孩子”是一种让人羞愧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后来失落的丰富宝藏时，已经构成了对孩子的歧视和贬低。人们有时也会听到关于生病的相似的论调，即分析师想要尽力将患者看作是健康的，并且让他们对“危险的倒退”保持警惕，就好像疾病在某些情况下不是真实自体的唯一表达似的。来拜访的人在整个人生当中追求尽可能地像成人、健康（正常），当他们发现并放弃自己身上由社会带来的对孩子的歧视、对“正常”的倾慕之后，他们感到了一种内心的极大的自由。

一个深受自己的变态行为之苦的人，随身携带的是母亲的拒绝，他到处找地方想把它挂起来，就是说想让拒绝的母亲外显。因此他不得不做被周围环境、社会所禁止和鄙视的事情。如果说社会突然赞美起他的变态行为（就像在某些圈子内发生的），那么他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自由。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对于这种或那种恋物癖的允许，而是一对震惊的眼睛。如果他决定去分析师那里，那他在分析师那里寻找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他会通过一切手段挑逗分析师，让他厌烦、震惊、作呕。这样的挑逗当然是移情的一部分，人们也可以通过反移情感知到，生命的初期发生了什么。

如果分析师能够看透这种挑逗的意义以及强迫性，那么腐朽的大厦就会倒塌，为真正的、深刻的、坦露的悲伤腾出位置。当自恋伤口被感知之时，所有的扭曲行为突然之间不再必要。如果我们试图让病人弄清楚他所有的欲望冲突，而他自幼年起便被培训不去感知他的欲望冲突时，显然我们是注定失败的。本能欲望和欲望冲突如何在感情闭塞的情况下被体验到呢？口欲没有欲，肛欲期没有倔强和嫉妒的感觉，俄狄浦斯情结不带愤怒、被遗弃、嫉妒、孤独、爱这些感情的话，它们本身还意味着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患者开始真正地感受他的感受，感受他真正的本能欲望时，虚假的欲望行为是如何轻易瓦解的。

我从《明星》周刊^[1]在1978年6月8日关于圣保利的一篇报道中摘引如下的句子：“你做了个充满诱惑的荒谬的男人梦，梦见自己像婴儿一样被女人爱抚，但又好像帕夏一样高高在上地控制着她们。”这样的男人梦不仅不是荒谬的，而且还出自最真实、最具合理性的婴儿的需求。如果大多数的婴儿像帕夏一样，能够拥有母亲，被她爱抚，而不必过早地照顾母亲的需要，那我们的世界肯定看起来会大不同。

报道的作者问常来的客人，这些地方带给他们最大的乐趣是什么，然后将答案总结为如下的话语：“这里的女孩按价售卖自己的身体，她们不像女朋友，她们不需要什么爱情的誓言。当乐趣消失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责任感、灵魂的闹剧、良心的撕咬。‘付钱，然后你就自由了。’甚至（正是）这种让人感到羞辱的相遇，对嫖娼者来说也是（正是）如此，才更为刺激——但人们很少愿意去谈论此事。”（下划线强调是由爱丽丝·米勒做出）。贬低、自我鄙视和自我疏离反映的是内心中原始客体的鄙视，强迫重复症会迫使最初的悲剧的性欲条件不断被还原。

变态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展示出，被投射的无意识的鄙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这点的认识也适用于治疗其他心理障碍。

人们不能通过宣言或者禁令来废除无意识的东西。人们能做的只有对此保持敏感，主动去认知，有意识地去体验，去把握它。一个母亲尽管怀有尊重孩子的美好愿望，但是如果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用讽刺的评论让孩子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事与愿违。她的话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她自己的不安全感。如果她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那些感情，而是用讽刺来抵御它们的话，那她就感觉不到，孩子在她身边时是如何感到被贬低、被鄙视、被剥夺价值感的。相似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们虽然不使用例如“坏的”“脏的”“邪恶的”“自私的”“败坏的”这类词，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会谈到“自恋的”“暴露狂”“摧毁的”“退化的”病人，而且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无意识当中）赋予这些词贬义。也许在抽象的词汇中，在客观化的姿态中，甚至在理论的构建中，都能找到一些和鄙视的母亲们共通的东西，也是三岁的乖乖女内心当中产生的东西。如果病人的鄙视态度误导了心理分析师，让他觉得可以借助理论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病人的真实自体是不会来拜访我们的军事战壕的。他们会像面对震惊的母亲那样，用同样的方式将自己在我们面前隐藏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在被分析者的鄙视后面感受到了被鄙视的孩子的发展历史，那么分析师就很容易不再感到被攻击，也不再需要躲在理论的后面修自己的防御战壕。理论知识只有在放弃防御功能，不再像严厉的充满控制欲的父母的后继者那样，试图让分析师乖乖就范限制他们，而是像温尼科特的“随意放置的泰迪熊”一样，分析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抓起的时候，它们才是有帮助的。

以赫尔曼·黑塞童年世界中的“堕落”作为“邪恶”的具体例子

如果不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很难描述一个人是怎样应对他童年遭受的鄙视的，尤其是针对他感官享受与生活乐趣的鄙视。我们当然可以借助不同的元心理模型来展现内心的活力、占有的推移、结构的改变、不同的防御机制，尤其是情感防御。但是我们没法借此传递一种能让读者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情感氛围，也就是说，读者无法产生共鸣和同情。如果只有纯理论的描述，我们就成了旁观者，我们可以谈论“他人”，给他们分类、贴标签、重命名，以一种只有我们理解的语言讨论他们。

毫无疑问，在精神分析中（在躺着的病人与坐着的分析师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有其意义和合理性。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带入到其他的情境中去，比如讨论、讲座和文章中。如果我不想把病人视为我获得认识的工具，我必须克服我心中的这种不平等以及与病人之间的距离。

如果我们不仅想陪伴病人，还想传授给他我们获得的经验，我们要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呢？借助元心理学的概念，我并不能让人们感受到，我们作为人类（作为小孩或者病人）是多么需要共同的敏感。但如果我把例子叙述得太详细，就有泄露他人不为人知的悲剧的危险。这样的话，我就表现出了不尊重（虽是无心，但的确这么做了），就像母亲发现孩子自慰并羞辱他那样。

只有通过具体的生活例子才能展现，一个人是怎样将童年具体的“恶”体会成“恶本身”的。只有借助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才能感受到，一旦父母的约束成了某人的一部分，他就无法再识破这些约束行为，即使他一生都在努力逃出内心的监狱。

是选择元心理学这样的纯理论，还是冒着泄密的风险讲别人的故事？进退维谷的我最终选择以赫尔曼·黑塞的例子来阐述这相当复杂的事实情况。选择这个例子有个优点，就是它已经公之于众了，并且是作者本人发表的。因此，我引用这个例子，别人就无法对我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另外，通过阅读他人具体的生活经历，读者可以更加容易理解我推理出的一些因果关系。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关于变态行为的，但在我看来，它与前变态行为有许多的相通之处，也就是父母对孩子本能需求进行鄙视的内心投射。

在小说《德米安》（Demian）的开头，黑塞描述了一个善良、纯洁的家庭，在这个家里，孩子不许撒谎。（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中有作者自己父母的影子，而且黑塞也间接地证实了这点。）因此，这个孩子独自承受着他的罪孽，他觉得自己堕落、邪恶、受到排挤，尽管根本没有人责骂他，所有人都对他很友好。（因为他们不知道可怕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熟悉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对这种以理想化的方式去描述一个“纯洁”家庭的做法也并不陌生。这既反映了孩子的看法，也折射出我们熟悉的教育方式中隐藏的残暴。

黑塞在书中写道：“虽然我的生命欲望在觉醒，但是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没法帮我，欲望不能被谈及。他们只能不知疲倦地认真帮我进行无望的尝试，否定现实，继续蜗居在童年世界中，尽管童年变得愈发不真实和虚伪。我不知道父母在这件事上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也不想责备他们。因为完成自我，找到自己的路，这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总是处理不好自己的事，就像其他出身优渥的人一样。”

在孩子眼中，父母似乎没有任何本能的欲望。这是因为父母有办法不让孩子看到他们的性生活，然而孩子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家长的监视之下。^[2]

对我来说，《德米安》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理解，对于其他生活圈中长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本书后面的部分之所以特别难懂，是与父母和祖父母（传教士家庭）的情感取向在黑塞心中的投射有关。在他的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但或许在《德米安》一书中，它体现得尤为突出。

尽管主人公辛克莱经历过暴力行为（被比他大的男孩敲诈），但这没能让他更好地认识世界。在他看来，“恶的”就是“堕落的”（这就是传教士语言）：代表恶的不是仇恨，不是矛盾，不是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的并且辛克莱也亲身经历过的残暴，而是奇奇怪怪的琐事，比如说在酒馆喝酒。(www.daowen.com)

黑塞小时候从父母那儿学到了“把恶视为堕落”这种特别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扎根于他的人格之中，而是像一个异物。因此在小说中“糅合了神性与魔性”的阿布拉克萨斯神出场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离奇地变得疏远了，不再触动我们了。恶在此“艺术地”与善结合在了一起。这似乎对辛克莱来说是陌生的、危险的、不熟悉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从中走出来，因为“堕落”早已和恐惧与罪恶感捆绑在了一起，也从情感上被占据了。他想消灭内心的恶：

“又一次，我发自内心深处地，试图从崩塌的生命阶段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光明的世界；又一次，我整个人只有一个愿望：消除我心中的黑暗和邪恶，完全沐浴在光明中，跪在诸神面前。”

在1977年于苏黎世举办的纪念黑塞百年诞辰的展览上，人们可以看到一幅挂在黑塞床头并伴随他长大的图画。画的右边是一条通往天堂的“正确的”道路，路上充满了荆棘、困难与痛苦。左边是一条舒适惬意的道路，却不可避免地通向地狱。在这一条路上，酒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概虔诚的女性想借此威胁她们的男人和儿子，好让他们少去这种地方。这些酒馆在小说《德米安》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非常荒诞，因为黑塞从没想过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想要突破父母狭隘的价值观。

每个孩子最初的关于邪恶的设想都来源于父母所禁止的、忌讳的、害怕的东西。他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过程，才能真正从中解脱，才能发现自己内心的“邪恶”，并且不再把它们视为“堕落的”“有害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鲜活生命身上的某一面。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摆脱邪恶，即使他们通过坚决否认来幻想自己能够做到这点。或许黑塞在青春期时也不得不过着像他父亲那样被否定的、分裂的、“堕落的”生活，并尝试在他的书中描绘这种生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小说中的许多地方才不那么容易理解。但通过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了解了黑塞小时候所忍受的那种家庭氛围，而且他还无法从中解放出来，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将这种氛围内化到心里去。失去爱的客体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黑塞寻找真实自体？读了《德米安》中的下面这段话，就会知道答案：

“有时候我们并非出于习惯，而是凭着最本真的冲动献上爱和崇敬，我们全心全意地愿意充当追随者和朋友，但就在这些地方会产生一些苦涩而可怕的瞬间——我们突然认识到，自己内心情感的洪流想要把我们从所爱之人那里冲走。每一个拒绝朋友和老师的想法都将毒针刺向我们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反抗都是抽自己的耳光。所有自认良心未泯的人心中此时都会响起羞耻的呼喊，给自己打上羞耻的烙印：‘不忠！’‘忘恩！’受到惊吓的心灵充满恐惧地逃到童年道德的可爱的峡谷，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违背了它们，竟然想要毁掉这样的纽带。”

在《童心》一文中，黑塞这样写道：

“如果要追溯所有的情感和情感之间痛苦冲突的根源，并用一个词来描述它，我觉得没其他词比恐惧更合适。就是恐惧，恐惧与不安，这是我在每一个童年幸福幻灭的时刻所体会到的：惧怕惩罚、惧怕自己的良心、惧怕被我视为违禁的情感冲动。”

在小说《童心》中，黑塞带着理解，温情脉脉地叙述了一个11岁男孩的情感。这个男孩为了能让自己身边有一些属于父亲的东西，就从父亲的房间偷来了一些无花果干。罪恶感、恐惧与绝望折磨着孤独的他，最终，当他的“恶行”被揭发后，他感受到了深刻的耻辱与羞愧。黑塞讲述的这个故事非常生动，让人忍不住猜测这是发生在黑塞童年的真实的故事。而他母亲于1889年11月11日写下的一张便签更是印证了这个猜测，上面写着：“赫尔曼偷无花果的事情被发现了！”

从他母亲的日记以及自1966年起公布的父母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大量的信件往来中，足以看出小黑塞艰难的生活历程。黑塞和许多他这一类人一样，因为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让父母难以忍受。孩子的天赋（强烈的情感、深刻的体会、好奇、聪慧、灵敏）通常会让父母面对矛盾。他们一直想用规章制度来约束孩子的天赋，不惜以孩子的成长为代价来换得规则的维护。这就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他们一方面为天资聪颖的孩子感到骄傲，甚至羡慕孩子，另一方面却出于无奈而去反对、压抑甚至摧毁孩子身上最美好、最真实的东西。黑塞的母亲说过的两段话展现了这种摧毁的行为是如何与亲切的关怀糅合在一起的：

1.（1881年）“赫尔曼上幼儿园了，他的暴脾气简直让我们难堪。”那时黑塞三岁。

2.（1884年）“教育黑塞这小子劳神又费力，不过他现在的表现好多了。从1月21日到6月5日，他一直在男生宿舍待着，只有礼拜天才和我们在一起。他在那儿很乖，但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瘦不拉几的，还很消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他现在比以前更容易对付了。”这时黑塞7岁。

更早以前，在1883年11月14日，黑塞的父亲约翰内斯·黑塞（Johannes Hesse）曾写道：“赫尔曼被认为是男生宿舍的道德模范，可有时候他真不好对付。我认真考虑过是不是要把他送到一个教育机构或者其他家庭去，但这样对我们来说太羞耻了。我们对待孩子太紧张了，无法震慑住他，家里也没有个规章条例。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有天赋，他会观察月亮和云朵，即兴演奏风琴，用铅笔和钢笔画出美丽的图画，想唱就唱，并且句句都押韵。”

从《赫尔曼·劳舍尔》（Hermann Lauscher）一书中，我们看到黑塞将他的童年与父母完全理想化了，^[3]抛弃了原本叛逆、难对付、让父母讨厌的自己。他无法与自体中这一重要的部分共存，不得不将它驱逐出去。或许正因如此，他对真实自体强烈、真诚的渴望从未得到过满足。

黑塞的作品以及许多信件，特别是他在斯特滕精神病院写的那封信，都表明了黑塞并不缺乏勇气、天赋和体会的深刻性。但他父亲对那封信的回复、他母亲写下的便签以及从《德米安》和《童心》中摘录的片段都让我们看到了，父母留给他的沉重的内心投射已经成了他的命运。尽管他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诺贝尔奖，却在成年后饱受与真实自体分离而导致的痛苦折磨，而医生将这简单称为抑郁症。

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年中，母亲是他认识社会的媒介

如果我们告诉病人，他的反常行为在其他社会中根本不被当成是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病态的，会导致束缚和压迫，那么我们虽然讲出了部分事实，但是这对于病人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病人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被忽视和误会了。他真实的悲剧甚至可能会因为这样的解释而被低估。真正需要被理解的，是他的强迫性重复和这种行为背后所表明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由社会的束缚所造成的，但是它不会作为抽象的认知留在内心，而是通过孩子与母亲之间最初的情感体验铭刻在心中。因此，它不能通过言语来解决，而是只能通过体验，且不仅仅是通过成年后带有纠错性质的体验，更主要的是体会到小时候所害怕的来自自己深爱着的母亲的鄙视，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怒和悲伤。仅仅靠言语，就算解释得再好，也只会保持甚至加重病人的分裂。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告诉病人，我们的社会多么荒谬、病态、充满剥削，并且这导致了他的神经症和反常行为，那么我们几乎无法使病人摆脱他严重的内心投射。就算我们讲的是实话，也不会起作用。弗洛伊德有一位病人因为看不透这个社会对性的虚伪而患病。我们自己就能够识破的东西，并不会让我们生病，但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愤怒、悲伤或者无助感。使我们患病的，都是那些看不穿的东西，是我们从母亲的眼中看到，并吸收进自己内心的社会约束，并且我们无法通过阅读与学习让自己从中解脱。换言之，我们的病人都很聪明，他们从报刊和书籍中了解到了扩军备战的荒唐、资产阶级的剥削、外交的虚伪、权力的傲慢与操纵、弱者的迎合以及个体的无助，并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们无法看见的，是在他们还小时，他们深爱的母亲所做的荒谬的事。我们不可能记得父母的这种态度，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是他们的一部分。只有在精神分析中，当时的那种互动才能被体会到，父母的约束才能被逐渐地被看透。

被虐待、囚禁、剥削、约束、驯服的孩子产生的无意识愤怒可能促成一次政治行动。在与机构的斗争中，这种愤怒可以得到部分的发泄，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童年时自己母亲的理想化却不一定会被放弃。以前的依赖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客体上去。但如果病人在精神分析中体会到了幻想破灭以及随之产生的悲伤，那么这就不会导致反社会或反政府行为，而是只会让病人从强迫重复的行为中解放出来。

当病人了解到自己的事实真相后，就没有必要为了逃避它而不断地陷入幻想与否定中。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一生都在害怕和抵制一些根本不会再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毫无抵抗能力的生命初期早就发生过了。创造力也是如此。创造力的前提是体会悲伤，而不是我们经常认为的神经症。许多艺术家都相信，精神分析会夺走他们灵感。

假设一个精神分析师试图通过把患者严苛的超我归因于服务某种资本利益的社会规则，来让病人摆脱他的罪恶感。这种解释没有错，社会不仅压制我们本能欲望，还压抑我们的某些情感（比如愤怒）和（对于尊重、镜映的）自恋需求。如果成年人能够体会这些情感，如果孩子的自恋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能独立自主，获得情感的力量。然而，这会损害当权者的利益。这类压制或者被迫的迎合不仅仅存在于办公室、工厂或者党派中，我们从出生后的几周内就能感受到这些。随后，它们会被内化和抑制，根据它们的特点，用任何论证都无法动摇它们。因为迎合与依赖的本质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仅仅是迎合或依赖的客体变化了。

如果病人严苛的超我可以被分析师宽容的超我替代，治疗就会取得短暂的效果。但是精神分析的意义并不是要纠正病人的命运，而是让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并为之感到悲伤。病人必须在移情中、在内心中找到他童年时期的父母，并有意识地体会到父母的操纵与鄙视，这样才能从中解脱。只要他一直带着分析师宽容的替代性超我过活，父母鄙视他的内心投射还是一成不变，因为这些内心投射仍然藏在潜意识之中。它虽然会表现在病人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并不断折磨病人，但是却拿它毫无办法。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的内容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只有当这些内容变成有意识的，才会发生改变。

鄙视者的孤独

自恋障碍的病人可能在生活中鄙视过许多人，例如“愚蠢弱小的”弟弟妹妹或者没有教养、什么都不懂的父母。所有的鄙视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抑制自己不愿表现出来的情感。鄙视弟弟妹妹，常常是因为嫉妒他们；鄙视父母，能够帮助病人逃避无法理想化父母形象的痛苦。鄙视也可以保护其他的情感，但当这些情感被体会到时，鄙视就不再起作用了。比如说，追求异性遭拒而感到羞耻，在与同性父母的竞争中感到自己败下阵来，最主要的是体会到无法支配客体而产生的自恋性愤怒。只要我们鄙视他人，高估自己的成就（“我能做的，他做不了”），那我们就不会为“得不到成就，就得不到爱”这一事实而感到悲痛。可是，逃避这种悲痛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被鄙视的人。因为我需要鄙视一切在我看来不伟大、不够好、不聪明的东西。如此一来，我就在内心里一直保持着童年的孤独：我鄙视无助、弱小和不安——总之，就是我自己和别人心中那个无助的孩子。

病人在治疗初期很少直接地表达他对分析师的鄙视。一开始，他的鄙视都有意识地针对其他人。例如，他想：“我才不需要任何孩子气的情感，那些是弟弟妹妹才有的，因为他们没有我的聪明才智。本来这些也就是感性的东西，真是可笑。我是成年人了，会思考，会行动，也能够影响到我周围的人。我不需要体会无助感、依赖感。要是我感到害怕，我可以做些事来让自己不那么害怕，或者我可以试着理性地理解害怕。我的理智就是我可靠的伴侣。”

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是因为尽管他有如此明显的优越感，他仍觉得孤独，仍然饱受沟通障碍、强迫症或者变态行为的困扰。一旦他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我们就会明白，鄙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他，让他不用面对自己的情感。似乎病人对分析师的鄙视很早就开始了，但是直到他寻找到自己整个情感世界的广泛根基，并能接受自己的矛盾情感，我们才能接触到他对分析师的鄙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师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侮辱而向病人展现自己的优越感，进行挑衅。自大的成功人士目空一切，甚至鄙视自己的真实自体。因为他们的鄙视表明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我的品质，那这个人就一无是处。”这也意味着：“假如没有这些成就和天赋，我根本无法得到爱，也不会被爱过。”因此，弱小无助、任人摆布、讨人厌、难对付的孩子就只能遭人鄙视。自大也维持了“我是被爱的”这一幻想。

一些人在自大的虚伪自体中装出一副被爱的样子，他们会被抑郁型自恋障碍患者羡慕嫉妒，尽管后者会受到前者的鄙视。然而，我们并不能依据这一点对病人进行分组归类，因为自大和抑郁本质上表现的是同样的问题。

当病人开始为那些无法挽回的东西感到悲伤时，鄙视就逐渐开始消失。鄙视也是用来否定既往的事实的。毕竟如果认为因为别人太愚蠢，所以无法理解我们，这样我们会少一些痛苦。我们还可以尽力向他们做出解释。这就是科胡特所说的，理想化自体客体失败之后，自大的自体必须被占有的过程。至少在幻想中可以找到出路。借助自己的自大，病人可以挽救自己的权威，自己得到理解这一幻想也会保存下来（“只要我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

如果放弃这一努力，就不得不体会到，另一面的东西是如此之少，以及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投身于其他事情。人们体会到，理解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命运和童年都有各自不同的烙印。很多父母有时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受到与他们父母在一起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并且与孩子是不同的一代人。如果他们在不理解孩子情感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尊重这些情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理解的不可能性”并不是要去鄙视什么，而是一种促成妥协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是很难获得的。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位病人因为折磨着他的强迫行为而寻求第二次精神分析治疗。他反复梦到自己站在一个瞭望塔上，这个瞭望塔在他喜欢的城市边缘的一摊沼泽地上。在那里，他能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但他感觉很伤感，很孤独。塔里有电梯，但要登塔却极为困难，要么没有门票，要么障碍重重。现实中，这个城市没有这座塔。毫无疑问，这是病人梦中的景色，并且病人对它了如指掌。在上一次的治疗中，这个梦的阳具崇拜的含义已经被顾及到了，从这个方面去考虑也不算错。但这样明显还不够，因为这个梦和孤独感反复出现。用本能冲突来解释完全没有效果，强迫症的症状在病人身上依然存在。

在我们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之后，病人的梦才开始有变化，并最终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一开始，病人很惊讶自己在梦中得到了一张门票，但是这座塔却被拆除了，再也看不到全景了。相反，他看见了一座连接沼泽地和城市的桥。他可以徒步去城里，虽然看不到全景，但也能看到一些近景。这位有电梯恐惧症的病人觉得轻松了很多，因为他在梦中也很怕乘坐电梯。他觉得，他现在不再依赖于那种看到全景、俯瞰一切、高高在上、比别人聪明的感觉了，他终于可以正常地用脚走路了。

病人在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梦到自己突然坐在了瞭望塔的电梯里，像坐着缆车一样往上升，然而他并没有感到恐惧，这让他非常意外。他很享受，出了电梯之后，外面很奇怪，围绕着他的是五彩斑斓的生活。这是一片高原，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山谷。但是高处也有一座城市，街上的市场售卖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学校里孩子们在练习芭蕾，他也可以参与其中（这是他童年的梦想）；一群人谈笑风生，他与他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觉得自己作为真实的自我融入了这个集体。这个梦令他印象深刻，也让他感到愉悦。他说：“以前我关于瞭望塔的梦展现的都是我的孤立与孤独。我是家里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凡事都要冲在前面。我的父母还没我聪明，在涉及才智的方面，我总是孤苦无依的（病人深爱的那座有塔的城市也是欧洲的智力中心）。一方面，我不得不展现出我的知识，好让自己被认真对待；另一方面，我又要把我的知识藏起来，以防父母说：‘你读书读得昏了头脑了。你以为自己上了点学就比别人优秀了？要是没有我们的辛勤付出，你哪会有今天的成绩？’这让我有种罪恶感，我想把我的过人之处、兴趣天赋都隐藏起来。我想和旁人一样，但这样是对我自己的不忠诚。”所以，病人寻找着他的塔，与各种障碍（登塔之路、门票、恐惧等）斗争。当他登上了塔顶，也就是说，当他比别人聪明时，他觉得自己很孤单。

一对常见的矛盾是，大人出于嫉妒对孩子采取竞争的态度，同时又鼓励孩子取得更高的成就，并为孩子的成功感到骄傲。所以病人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塔”，也不得不面对各种障碍。在治疗中，他体会到了针对成绩压力的反抗，于是在治疗后的第一个梦中，那座塔消失了。他放弃了俯瞰一切的自大幻想，并能接近那座“他喜欢的城市”（他的自我）中的各种东西。当他第一次成功地在艺术行业中表现自我，感受自我，并得到热烈的回应时，他做了第二个梦。这一次，父母不再是以他害怕的那种嫉妒、骄傲的形象出现，而是自己真正的伙伴。他的那座“塔”消失了，随之而去的是对他人的鄙视。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因为鄙视别人，他自己孤立了自己，也与他的真实自体（至少是自体中无助、不安的部分）分离了。将人格中的这一面融入自身，帮助他勇敢地换了一份让自己愉快的职业。经过五年的精神分析治疗，病人怀着丰富、强烈的情感意识到了他俄狄浦斯期的命运，而这种情感的强度和丰富程度，是别人在以前那个目空一切、冷淡清高、理智聪明的他身上所看不到的。

摆脱鄙视的内心投射

性变态行为与强迫症并不是延续当初被鄙视的悲剧的唯一可能，还有无数种有细微差别的形式。孩子因为无法支配母亲，因为母亲否定他的自体而产生自恋愤怒，其表达方式跟母亲否定他的方式是一样的。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童年遭受的歧视传播给别人。例如，有些人从不破口大骂，出口成“脏”，显得友善高雅，然而他们总是传递给别人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别人都很可笑、很蠢、很吵闹，反正与他们相比都太平庸。他们自己并不知情，也肯定不想这样，但他们的确散发着这种感觉。这背后的原因肯定是父母的态度留在他们心中的投射，而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这种投射。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这类父母的孩子总是感觉指责别人很困难。

还有些人十分友好，甚至有时候会摆出一副恩人姿态。有他们在场，大家会觉得自己像空气一般。他们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只有他们是存在的，只有他们讲的事情是有趣的或者重要的。其他人只能站在一旁羡慕着他们，或者悲叹自己的无用，却无法在他们身旁表现自己。这些人可能是自大的父母的孩子，他们小时候在与父母的竞争中没有任何胜算。长大后，他们无意识地向周围的人散布这种竞争的氛围。

还有的人小时候比他们的父母还聪明，因此虽然被父母羡慕，但是遇到问题却只能自己解决，因为父母比不上他们。这类人虽然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潜能，却也让人感觉自己被敦促着用智慧去化解无助感。在他们身边，大家感觉自己的困难没有被看见，就像这些人的父母看不到他们的困难一样，他们不得不时刻保持强大，不能去展示自己的苦恼。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有些教授明明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却偏偏用一种复杂难懂的语言去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学生要理解得花费很大工夫，却也没有多大用处。或许学生能体会到他们的老师小时候在父母身边不得不压抑的情感。要是学生以后也当了老师，他们可能会把这些无用的知识当作珍宝（因为学到这些知识要付出很多）再教授给他们的学生。

如果病人可以意识到他内心活动的客体，这将有助于精神分析治疗取得成功，同时这也是与内心投射分离的前提。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曾有位病人在治疗的某一阶段突然开始辅导她聪明的十岁大的女儿写家庭作业，尽管她女儿完全可以独立完成。她这么做的动机是老师在家长会上给出的一般性建议。但是很快，孩子在学习方面不再主动、自觉，她感到不安，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母亲完全有理由继续辅导孩子的功课了。病人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她对自己的教育天赋感到十分自豪。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她善于发掘每个孩子的天赋。她属于那种没有安全感的母亲，恨不得要手把手教孩子说话和走路。我们很早就了解这件事了，因为病人在移情的过程中多次将我当作了她的母亲，并幻想在她的治疗取得效果时，我关注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成功以及我对自己的认可。随后，她回忆起了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并在梦中也经历了这些场景，这一切都印证了她的猜测。但这还不够，病人还得在她的内心找到母亲，并且体会到，母亲多么害怕孩子让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她讨厌自己干涉女儿生活的冲动，她觉得这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但没法摆脱自己的冲动。最终，她在梦里得到了帮助。在梦中，她感受到了二战结束后母亲的处境。她现在可以想象，她的母亲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当时是如何带着女儿艰苦度日的，又是怎样因为工作忽视了自己的孩子而受人非议的。因此，她唯一的孩子，也就是我的病人，必须更加完美。然而现在病人女儿的家庭状况与以往大相径庭。当病人意识到这种差异时，她想要操控孩子的那股冲动就消失了。有一回，她说：“我是不同的人，有着与我母亲不同的命运。”后来，不仅老师，连她的丈夫和邻居们也自觉地不再给她提一些所谓的“好建议”，定一些被装扮起来的规矩。

在每一次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都会遇到病人一直压抑的需求、恐惧、愤怒、批评或者嫉妒等情感首次爆发的时刻。这些情感通常以一种病人不待见，甚至一生都在抵制或恐惧的假象出现。在病人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批评模式之前，他会效仿父亲说一些令人讨厌的话或者发牢骚。而他长期以来压抑的焦虑感也正像他母亲疑神疑鬼的忧虑。病人必须在自己内心之中发现他竭力逃避、折磨着他的“邪恶”，并与之达成和解。为了从折磨之中部分地解脱出来而承认这种个人印记是自己的命运，这或许需要无尽的哀悼工作。

当病人从情感上体会了自己的童年，并重获活力，治疗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必须让病人自己决定，他是否愿意有一份固定工作，想一个人生活还是和伴侣一起过日子，是否愿意加入党派，加入哪个党派等等。他的人生经历、经验会在这些抉择中起到作用。让他适应社会、教育他或者为他介绍朋友，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他自己的事情。

当病人在治疗中多次有意识地体会到（不仅仅是通过分析师的解释而感受到）他小时候在接受教育时是如何被操控的，以及这在他的心里埋下怎样的报复欲望，那么他就能比以前更快地识破操控，也会摒弃操控他人的需求；当他在移情中体会到童年的无助感，他在团体生活中就不会无助地任人摆布或者百依百顺；当他清晰地感受到他当初是怎样把父母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至理名言的，他就不太会陷入理想化他人和制度的危险中。如此一来，他可能会在听讲座或者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感受到和当初一样的儿童般的着迷与羡慕，但同时也会看出这背后潜藏的空虚或者人性的悲剧，并为之颤抖。别人无法再用花哨而难以理解的言语去愚弄这类人，因为他们通过自己体会、自己感受，已经长大成熟了。最后，有意识地忍受了自己悲剧命运的人，能够更清晰、更迅速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即使别人仍然在遮遮掩掩。他不会嘲讽别人的情感，因为他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情感。他也不会将鄙视的恶性循环再继续下去。

这一切并不是我基于自己的愿望或思想而对病人提出的要求，而是我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出的经验，也是病人在重获活力之后的真实写照。

【注释】

[1] 德国《明星》周刊属于世界最重要的媒体集团之一贝塔斯曼集团，是德国目前最大的时事社会生活杂志，迄今已连续发行50余年。

[2] 黑塞在短篇小说《童心》中写道：“父母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是完美的，他们就是半个神，我们小孩子只不过是渣滓废物罢了……总是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后，就发生了那些本不该如此的事情，那些不幸的、伤感的、羞耻的事情。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倔强的、高尚的决心和誓言走出来，又无可避免地陷入罪恶与无耻、平庸与粗鄙中去……为什么总是这样？别人会不一样吗？”

[3] 黑塞在他的作品《赫尔曼·劳舍尔》中提到，“如果现在童年还能撩动我的心弦，那它肯定是一幅镶着金色边框的深色调图画，里面充满了茂盛的栗子树与桤木，晨光熹微，远方重峦叠嶂，依稀可辨。我人生中所有被赐予短暂而遗世般宁静的时刻，所有在壮丽的群峰间孤独的漫步，所有意外的小幸运与不掺欲望的爱让我忘却昨日与明日的片刻，比起把它们比喻成这幅我人生早期的绿意盎然的图画，我不知道还能给予它们怎样一个更加美好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