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休假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有关“鄙视”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我也阅读了很多在以往的治疗当中做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笔记。可能是因为我过于敏感，对于一个平淡无奇、时常发生的场景，我有着比以往更加深刻的体会。接下来我会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并阐述我的一些思考，因为借助该场景，我能够非常直观地解释我在工作中获得的认识。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一对年轻的夫妻走在我前面，两人个子都很高。他们身边有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儿，一边走一边哭哭啼啼。（我们已经习惯从大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情景，在此，我想从孩子的感受出发来谈一谈。）两个大人刚从售货亭买了支冰棍，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个小孩也想要一支。他妈妈温柔地说：“过来，你可以咬一口我的，但是吃一整支冰棍对你来说太凉了。”他不想只吃一口，就把手伸向了妈妈的冰棍，但是妈妈把冰棍抽了回来。他失望地哭了，然后他爸爸也做了同样的事。“过来，宝贝，”爸爸说，“你可以咬一口我的。”“我不要，我不要。”孩子边喊边往前跑，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他又时不时回来，抬头看着两个大人享用美味的冰棍，心里既嫉妒又悲伤。大人一再地把冰棍放到孩子面前，想让他咬一口，孩子每次都想把它从大人手中夺过来，而大人每次都把冰棍当个宝贝一样收回来。孩子越是哭闹，父母就越觉得有趣。他们放声大笑，并希望笑声也能逗乐孩子。他们对孩子说：“你看你，有什么要紧的呢，你干吗要这么大吵大闹。”孩子坐到了地上，背对着父母，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扔向背后的妈妈。随后，他突然站起来，不安地看看周围，确认父母还在身边。当爸爸把冰棍吃得一点儿不剩后，他把小木棒给了儿子，自己继续散步。小男孩满怀期待地去舔木棒，看了看，把它扔掉了，他又想捡起来，但是没有捡。他流下了伤心、孤独、失落的泪水，小小的身体都颤抖起来。最后，他乖乖地跟着父母走了。

在我看来，很明显，小男孩感到沮丧不是因为他没有吃到冰棍，因为父母允许他咬一口。他沮丧、委屈的是，自己的自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想要和别人一样手里有一支冰棍的愿望没有得到理解。这个愿望甚至被嘲笑了，父母竟然拿他的需求取乐。父母双方互相支持，为他们一致的做法感到骄傲。面对这两个巨人，孩子势单力薄，十分伤心，他除了说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他无法借助曾经很管用的手势让父母明白自己的想法。他没有“辩护人”。^[1]

为什么这对父母的行为如此无情？为什么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吃快一点，或者干脆扔掉半块，然后把剩下的冰棍给孩子？为什么这两个人要笑着站在那儿，慢慢地吃着冰棍，对孩子明显的失落感无动于衷？他们不是恶毒冷漠的父母，那位父亲与孩子讲话时非常温柔。尽管如此，他们的表现说明了他们缺乏共情，至少在这一刻是这样。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只有把这对父母当成是没有安全感的小孩。他们终于拥有了一个更加弱小的人，在他的身边，父母会感觉自己更加强大。哪个孩子没有经历过别人取笑自己的害怕？别人还要对他说：“你根本没必要怕这个。”孩子会因此而感到羞愧，并觉得自己受到了鄙视，因为他没能正确估计危险程度。下一次，孩子会把这样的情感传递给比他更小的孩子。这样的经历形形色色，其中的共同之处是，弱小与无助的孩子表现出来的害怕，给了成年人强大感，也给了他们机会去操控别人的恐惧，然而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毋庸置疑，这个小男孩在二十年后，或者更早一点，与弟弟妹妹在一起时，会把吃冰棍这一幕重新上演。但他成了那个吃冰棍的人，而另一个人则扮演起无助、嫉妒、弱小的角色。现在，他终于不必再担任这一角色，而是可以将它从自己身上分裂出去。

对弱小者的鄙视是避免自己无助感爆发的最好办法，也是软弱的表现。那些体会过无助，所以了解这种感觉的强者，根本不需要借助鄙视弱者来展现他的强大。

有些大人甚至在他的孩子身上才第一次体会到俄狄浦斯期的无助、嫉妒和孤独感，因为他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去有意识地体会这些情感。在第一章的“如果我又坏又丑，你们还会爱我吗”内容里，我曾提到过一位病人，他强迫性地想要征服女性，引诱她们，然后再离开她们。直到在精神分析中，他体会到小时候多次被母亲抛弃，他才停止这种行为。现在，他回忆起小时候因为不敢一个人睡而被父母嘲笑的经历。治疗中，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当时的屈辱与羞耻感。

如果我们把没有体会到的俄狄浦斯期的痛苦转移到自己孩子身上，那么我们就能摆脱这些痛苦了。就像上文吃冰棍的场景中那样，父母对孩子说：“你看，我们是大人，我们可以吃，但对你来说太凉了。等到你长大了，你就能像我们一样自在地享受冰棍了。”在俄狄浦斯阶段，使孩子感到受辱的，并不是欲望没有被满足，而是别人对他本能欲望的鄙视。如果父母通过彰显他们的大人身份，在孩子身上无意识地报复自己的委屈，孩子就会更加痛苦。在孩子充满好奇的眼中，父母看到了自己受辱的过去，他们不得不用现在获得的力量去抵抗它。

在很多社会中，小女孩会受到性别歧视。但由于女性拥有左右新生儿的权力，所以她们会把以前受到的鄙视统统转移到自己年幼的孩子身上。等到儿子成年后，他会理想化自己的母亲，因为每个人都依赖那种真正被爱的幻想。他也会鄙视其他女性，借此来报复自己的母亲。另一方面，被鄙视的成年女性除了在自己孩子身上宣泄负面情绪之外，别无他法。她们可以悄无声息地做这一切，且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孩子无处诉说，除了以后可能用变态行为或强迫症这样的方式表达。但是这样的表达语言是加密的，根本不可能出卖母亲。

鄙视是弱者的武器，也是对自己某些不受欢迎的情感的防御。成年人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克制不住地、潜移默化地对孩子施加权力，这种权力施加是所有鄙视与歧视的根源。这种行为是被社会容忍的，当然杀害孩子或者严重虐待孩子除外。成年人如何对待孩子的心灵，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孩子是他的所有物，正如专制国家的人民属于政府所有。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孩子的苦痛，那么成人主宰孩子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没有人会重视并认真对待此事，这件事会完全被当作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只是孩子”。但是二十年后，孩子长大成人，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进行报复。他们或许会花大力气同世界上的暴行做斗争，却无法认识到自己内心埋藏着过去被施暴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藏在了理想化的美好童年之后。

值得期待的是，代代相传的顽固歧视或许可以通过提高情感方面的意识来减轻，尤其是那些细微的情感。

扇别人耳光、打人或者故意侮辱别人的那些人知道，他们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然而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自己却经常不知道，我们对孩子正在萌芽的自我造成了多么痛苦、深刻、持久的伤害。

如果孩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敢于告诉我们，那真是万幸。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卸下由权力、歧视与鄙视锻造的枷锁。如果他能够有意识地体会到自己早期的无助感与自恋性的愤怒感，那他就不必再借助鄙视他人来抵抗自己的无助感。然而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知晓自己童年的痛苦，这些痛苦也因此构成了鄙视下一代人的隐藏源头。这时，人们会运用许多防御机制，例如，否定（比如否定自己的痛苦）、合理化（“我有责任教育我的孩子”）、转移（“伤我心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我的儿子”）、理想化（“父亲打我是为我好”）等，其中最主要的机制是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出击。下面的例子向我们展现了，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构与受教育程度存在天差地别，但是在抵制自己的童年命运这方面，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希腊人是农民家庭出身，他在西欧开了一家小饭店。他颇为自豪地说，他不喝酒，这要归功于他的父亲。他15岁时曾经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回家，父亲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以至于他一周都不能动弹。此后，他就对酒感到反感，虽然他的工作要每天与酒打交道，但是他滴酒不沾。当我听说他快要结婚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也会打他的孩子。“当然，”他回答道，“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为自己获得尊重的最佳途径。我父亲在场的时候，就算他抽烟，我也不会抽，这就是我对他尊重的体现。”这个男人给人的印象既不笨，也不讨人厌，他只是没怎么接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可能会幻想，教育可以阻挡精神毁灭的过程。

接下的事例是关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们的幻想能否在这个例子中被证实呢？

一位才华横溢的捷克作家曾在当时西德的一个城市朗读自己的作品。当他坦诚地回答了一个关于生活上的问题时，台下的听众议论纷纷。尽管他当初致力于“布拉格之春”^[2]运动，但他现在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也能够经常出入西德。接着，他讲述了他的国家近年来的发展。谈到童年，他激动得两眼放光，并提到了自己天赋异禀、博学多才的父亲。据他说，父亲在精神上支持他，是他真正的朋友，他只向父亲展示他的作品初稿。父亲为儿子感到十分骄傲，即使他经常因为儿子犯错而打他，他依然为儿子没有哭感到自豪。如果儿子哭了，只会挨更多的打。因此，孩子学会了忍住眼泪，并为自己能够用自己的勇敢给他崇拜的父亲献上一份这么大的“礼物”而感到骄傲。他谈到自己挨打的经历时，就好像在讲述这世界上再正常不过的事（对他来说也的确如此）。随后，他说：“挨父亲的打，并没有伤害到我，反而让我为生活做好了准备，使我坚强，教会我咬牙坚持。因此，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与这位捷克作家不同的是，瑞士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一期电视节目中谈到自己的童年时，显得非常清醒。据他所说，他的童年就是一个关于屈辱的故事。受辱是他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例如，当他把裤子尿湿了，他就必须一整天都穿一件红裙子，这样所有人都能看见，他也会感到难为情。伯格曼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小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在电视采访中，他描述了一个童年时经常发生的场景：父亲经常抽打哥哥背部，母亲就用药棉把哥哥背上的血迹擦干净。而他则坐在一旁，注视着这一切。伯格曼在讲述这一场景时，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的情绪，几乎是冷漠的。大家仿佛看到了那个呆坐在一旁看着哥哥挨打的小孩。他当时肯定没有逃走，也没有把眼睛闭上，或者大喊大叫。这个场景虽然是真实发生了的，但同时，他通过回忆这件事情，掩盖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相同遭遇的记忆。因为难以想象，他的父亲只会打他哥哥一人。(www.daowen.com)

有时候，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会深信，只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才受到了羞辱。只有接受多年的治疗，他们才能带着愤怒感与无助感，回忆起并感受到被自己深爱的父亲打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多大的屈辱，是多么的孤独。

但是除了运用转移与否定的防御机制之外，伯格曼还有一种办法来应对自己的痛苦——拍电影。可以想象，我们作为观众，在电影院里感受到了伯格曼身为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所无法体会到的、保存在心底的情感。坐在银幕前，我们就像当时那个小男孩一样，直面着“我们的哥哥”遭受的暴力，并且我们觉得自己无法、也不愿以真情实感去接受这一切残酷的行径，于是我们抵制它。后来，伯格曼很惋惜地表示，虽然他在纳粹时期经常去德国，但他直到1945年都没能认清纳粹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他的童年经历所造成的后果。暴力行为对他来说，就像是从小呼吸着的空气，又怎么会引起他的注意呢？

我为什么要列举这三个挨打的人的例子呢？这些难道不是极端情况吗？我是要研究挨打造成的后果吗？不，当然不是。或许我们会认为，这些都是极端案例，这些事只发生在国外，因为例子里的这三个人都不是德国人。然而我选择这些例子，一部分是因为我不必对此保密，它们早已为人所知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借此说明，即使是最严重的虐待行为，也会由于孩子对童年的理想化而被掩盖住。法院等机构不会管这些事，一切都会埋藏在过去的黑暗之中。就算某天事实败露了，父母也会说：“我们是为了你好。”就连身体虐待这种最极端的例子都如此，像精神折磨这样不容易被发觉、存在争议的事情就更难察觉了。谁会真的在乎吃冰棍的例子中出现的难以看透的歧视呢？

这样的过程模式不是元心理学^[3]的研究领域。该理论研究占有过程、内心活动规律、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但不关注那些最多被视为病人幻想的事实。它的研究领域是经历的意义，而非经历的真实背景。但我们研究父母，我们会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情感，了解他们的自恋需求，也必须思考，这些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要用这些认知做什么？我们可以隐瞒它吗？对于“分析师的任务就是看到内心的关联”这样的观点，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似乎在弗洛伊德猜想“被诱奸就是女病人的愿望幻想”之后，我们就不敢进一步迈出通往童年现实的步伐了。因为病人十分乐意在我们面前，甚至在自己面前隐藏他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很长一段时间都得陪他待在他的黑暗当中。但是病人不会停止用症状作为语言讲述他的一些实际情况。

当然，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真实的诱骗并不像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的病人幻想的那般。尽管如此，父母对孩子的自恋性占有还是会导致一系列的性误导或者非性误导，等到孩子成年后，甚至为人父母的时候，他们才会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艰难地发现这些。

在压抑本能欲望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位父亲，可能会在婚姻中、在性关系上，表现得很拘谨，甚至可能存在性变态行为。例如，他可能在给女儿洗澡的时候，才敢第一次仔细观察女性的生殖器，并玩弄它来感受刺激。一位年幼时因为无意中看到勃起的男性生殖器而受到惊吓的母亲，会对男性生殖器产生恐惧，或者把它当成是暴力的象征，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这样一位母亲只有在她幼小的儿子身边时，才能掌控她的恐惧。比如说，她可能会在给孩子洗完澡擦干身子的时候，故意让孩子勃起，这对她来说不具危险性。她也可能会以“清理包皮”为借口抚摸儿子的生殖器，直到他进入青春期。在孩子对母亲无可争议的爱的保护下，母亲可以在孩子身上继续她小时候已经中断的性探索。

当孩子被性压抑的父母自私地利用时，这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个孩子都在寻求父母亲切的抚摸，如果得到了，他会很幸福。但同时，如果孩子的内心激起了与所处成长阶段不相符的愿望，他就会感到不安。如果他的自慰行为被父母禁止或者鄙视，这种不安的感觉会更加强烈。

除了性压迫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对孩子的压迫，例如灌输洗脑式教育，这种做法既是“反权威教育”^[4]，也是“好教育”的基础。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压抑孩子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的真实需求。一旦孩子被视为我们达到某一目标的所有物，一旦我们强行控制了他，那他就无法再充满活力地成长。

先切断孩子活力的根源，然后再试着以人工的方式去代替自然的功能，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例如，我们会压制孩子的好奇心（“有些问题不该问”），等到孩子以后缺乏自发的学习动力，我们又给他报辅导班来解决学习上的困难。瘾君子的行为也是类似的例子，客体关系早已内化在他们的心中。那些从小就不得不压抑自己强烈情感的人，经常会借助毒品或者酒精——至少是短时间内——来让自己重新产生强烈的感受。

为了能够避免无意识地压迫或者鄙视孩子，我们必须首先有意识地觉知到这些行为。只有对那些微妙的、难以看透的羞辱孩子的行为保持敏感，我们才能培养出对孩子的尊重，这也是孩子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需要的东西。要达到这种敏感有很多种方法，例如观察一些陌生的孩子，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或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共情。对于分析师来说，我们可以和病人一起回顾他的过去，并且相信，他的情感会向我们讲述一个无人知晓的真实故事。

【注释】

[1] 在这个场景中还有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就是孩子必须面对两个强大的成年人，如同面对一堵墙。要保持所谓的“教育中的一致性”，就不能允许孩子当着父母中一方的面，抱怨另一方。

[2] “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

[3] 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指以心理学的对象为研究内容的理论或学说。

[4] “反权威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一类教育理念的通称，其理想是促进孩子的自主性，崇尚自由、权利、解放孩子的“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