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期财政框架”这一具体名称，只用于民主党执政的2010年至2012年。但实际上，自2001年小泉通过《关于今后经济财政运营与经济社会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并且于2002年出台了《构造改革和经济财政的中期展望》（“改革和展望”）以后，各执政内阁制定的“改革和展望”“基本方针”等都应该属于中期财政框架范畴。从实际经济财政运行状况看，上述所有这些计划执行效果均不理想，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期财政框架作用有限。

1.财政健全化目标没有实现

2002～2009年（民主党出台“中期财政框架”之前），《改革和展望》《基本方针》等确定的财政健全化目标情况从中央与地方基本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看，2002年的《结构改革和经济财政的中期展望》提出了到2010年代初期实现平稳的目标，2006年的《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进一步明确为在2011年度实现这一目标，2009年1月的《经济财政长期方针和10年展望》和《经济财政改革的基本方针2009——安心、活力、责任》则承认达成这一目标存在困难。

2010年的《财政运营战略》调整了财政健全化日程表，提出中央与地方基本财政收支赤字占GDP的比重最迟在2015年度之前实现比2010年水平减半、最迟于2020年度之前实现收支平衡的目标，之后，安倍内阁的中期财政计划延续了这一政策目标。从实际经济财政运行状况看，财政健全化目标没有实现。据IMF统计，2001～2013年日本中央与地方基本财政收支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18%、7.00%、7.19%、5.51%、4.73%、3.75%、2.11%、3.84%、9.91%、8.64%、9.01%、7.87%、7.80%，并预测其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这个比重分别是7.05%和5.66%。

2.“财政支出规模天花板”失效

如前所述，2010年引入的“财政中期框架”本质上是设定了一个“财政支出规模天花板”，但从实际财政运行情况看，其设定的71万亿日元的“天花板”在预算编制时的确形成了约束力，但由于日本预算制度中“补充预算”形式的存在，最终在决算阶段“财政支出规模天花板”均被突破。安倍内阁2013年8月制定的“中期财政计划”，没有继续采用“财政支出规模天花板”手段。

3.中期财政框架预测方法存在问题(www.daowen.com)

无论是财务省的“后年度影响试算”还是“内阁府试算”，都不过是单纯的预测数字，对财政支出没有形成直接的约束。另外，两个“试算”一般于每年的1～2月份发表，而政府预算草案却是在12月末形成，这意味着“试算”不过是被动地以编成的预算为基础，对未来财政收支的预测。

“试算”结果不佳，与财政运行实际结果存在较大偏差。例如，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试算”不准确，财政支出中的失业补贴支出数额将出现较大差异。当然，由于实际经济财政运营中存在的不可控因素，预测结果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努力缩小预测与实际的差距是重要的。特别是财政支出中占绝对比重的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在相对正确的预测基础上，更容易形成有效的政策。

下面我们以2005年预算为例看看“试算”与实际的偏差程度（“后年度收支影响试算”数据。“内阁府试算”同样存在较大偏差）。一般会计支出预测偏差值，一年前的预测（2003年发表）约为5%，2年前（2002年发表）的预测约为7%，3年前（2001年发表）的预测约为10%；扣除地方交付税与国债费后，同口径的一般财政支出预测偏差值分别约为4%、6%和8%；国债支出的预测误差约为10%，税收的预测误差最高达20%；预测误差最高的是财政赤字，1年前预测误差约为25%，2年前预测误差约为35%。

4.几点启示

日本中期财政框架对预算的约束程度有限，执行不够理想。其根源在于：一是中期财政框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约束力不强。日本的中期财政框架以内阁决议的形式确定，不需要国会审议通过，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约束力大打折扣。在依据中期财政框架的目标确定年度预算支出时，经常遭遇无处入手压缩预算的情形，由于各省厅对既得利益的执着，压缩项目支出经费困难重重。二是“补充预算”的存在，使预算膨胀有了便利的通道。每年中央预算编制经国会审议通过后，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所谓的“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预算增加时，可以通过“补充预算”进行预算追回，而补充预算是不需要经由国会审议通过的，导致预算规模很难控制。三是制定中期财政框架的宏观预测数据准确度不够，导致计划本身存在问题。宏观预测数据是切合实际的计划的基础，而预测数据偏离实际较大，使实际预算执行中增支减收因素估计不足，突破计划则很难避免。

事实上，中期财政框架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对财政预算产生显著影响，严格财政纪律，而前提条件是中期财政框架应按期运行。从日本的经验看，中期财政框架成功按期运行并不容易，这对我国正在试行的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两个参考维度。一是规划是否具有较强的约束力，是否可以突破，是否需要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二是用于编制规划的数据基础是否牢固，用于预测的宏观经济数据如何提高精度。可以说，只有真正解决这两个问题，中期财政规划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