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通常将预算定义为“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实际上这是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看待预算（要求行政部门按年度申报和执行预算），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预算认知上的两个要点。首先，预算是前瞻性的，而年度（12个月）视野限制了前瞻性，因为多数政府活动、公共政策的周期及其财政效应（尤指所需要的后续支出）是跨年度的，涉及若干年。因此，年度预算充其量只能提供公共部门活动及其未来财政影响的“年度片段”，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跨年度的连续画面。而识别这种连续画面（前因后果）对于评估公共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决定公共政策与活动的取舍、重点与优先性排序至关紧要。中期基础预算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于：无论是作为计划还是作为政策工具，预算都必须是前瞻性的，而前瞻性必须建立在跨年度（中期甚至长期）的基础上，年度基础上的前瞻性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前瞻性如此重要？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变动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且全球化的发展、技术进步、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老龄化就是如此）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导致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加剧，从而忽视它们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政府有时不能对显著的社会变化包括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退休和医疗保险问题也是如此（B.Guy Peters，2008）。其实类似的例子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被忽视的变化，很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里让我们付出代价，而且可能让我们来不及采取有效的应对行动。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机制，能够把环境和政策变化造成的未来后果，以及需要采取的应对方案提前展现出来。

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借助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系统。但这不是一种好的方法，因为会计信息是回顾性的（历史导向），它收集的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信息。对于及时采取有效的行动而言，历史信息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是在“坏结果发生以后”才告诉我们产生的财务后果。这时除了承受代价，我们已经来不及采取任何预防性行动了。

因此，政府通常至少拥有两个基本的信息系统：会计系统（回顾性的）和预算系统（前瞻性的）。会计系统告诉我们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在财务上造成的客观结果。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帮助评估政府的财务状况和财务受托责任。但是，会计系统（包括资产负债表、运营表和现金流量表）不能告诉我们在未来若干年中，政府打算做什么，这些活动将要花多少钱，预期的绩效和结果是怎样的。会计系统也不能告诉我们：假如现行的政策和活动保持不变，只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通货膨胀、利率和其他政府不能控制的外生变量），那么支出、收入、赤字（盈余）和公共债务总额将会如何变化。会计系统同样不能帮助我们：假如继续现行政策与活动导致未来年度支出（例如由于老龄化加剧导致相关的社会保障支出）猛增，以至超过资源的可得性（供给能力）时，我们应该如何作为，是调整现行政策使其适应我们的承受能力，还是任其发展下去而置可持续性概念（未来公民的利益）于不顾？

前瞻性信息不仅对于政策筹划（取食、优先性排序与确定重点）至关紧要，而且对于证明支出的合理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批准某个支出机构提出的1000万元的年度预算申请吗？”机构作为“公共组织”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其支出申请的合理性（无论申请多少）；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强势组织（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或谈判能力）就批准其预算申请。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公共支出管理系统中，表明其预算申请合理性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是这笔资金的预期绩效（基于客观事实和诚实）。只有能够（至少在原则上）证明这笔资金产生足够的社会回报（绩效），以及这一回报值得我们花费这些成本时，支出申请的合理性才是清楚的和充分的。因此，即使在那些没有引入正式绩效预算体制的国家，预算也必须与预期绩效相联系。支出机构应该（必须）在预算文件中提供适当的绩效（和成本）信息，来表明其支出申请的理由和适当性。这也是支出审查的主要依据。

然而，对于公共组织从事的活动而言，预期绩效的实现（比如确保90%的人通过培训实现重新就业）大多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周期，而证实和评估这些绩效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绩效导向的方法和预算只有与中期（甚至长期）的时间框架才能实现较好的兼容——年度基础上的前瞻性太短了。(www.daowen.com)

前瞻性的不足也会损害管理财政风险的能力。预算从定义上看就是与未来相关的，但年度预算将关注的问题放在过于短促的时间内，限制了政府对未来的更为长远的考虑，由此带来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忽略潜在的财政风险。许多当前的政策或政府承诺隐含着导致未来开支或损失剧增的财政风险。在年度预算框架下，由于这些开支不能在预算中体现出来，这些可能造成高昂代价的潜在风险在预算过程中就被忽略了；一旦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损失或支出责任时，采取防范措施已经为时太晚。因此，虽然预算的年度性从立法机关的角度讲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不能使决策者在早期阶段就确认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相比之下，中期基础预算的一个突出优点在于把注意力导向当前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使人们在早期阶段就能鉴别和暴露那些不利的支出趋势，这样便于早做打算，及时阻止、减缓这些支出或为其筹资。正是在“为将来而预算”的理念下，多数发达国家已采用了3～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多年期预算框架，以弥补年度预算的不足。多年期预算框架并不是一个法定的多年期预算资金分配方案，其作用只是在于为未来若干年提供了一个支出导向或目标。

对于应对未来挑战而言，既然会计系统太滞后、年度预算的前瞻性又不足，为何不选择某种“长期视角的预算方法”呢？这里的主要困难在于时间跨度过长，不确定性越大，难以达到预算所要求的基本的准确性。因此，虽然前瞻性越长，预算与政策的相关性越强，但准确性变差了。当基本的准确性（容许一定的误差）无法达到时，预算也就不成其为“预算”。可以恰当地说：年度视角较适合做“预算”（法定的资金分配方案），中期基础较适合做“估计”（中期基础预算的核心成分就奉MTEF给出的预算估计），长期基础大概只能算“猜测”（甚至谈不上预测）了，即使采用最复杂和最尖端的模型技术也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因此不难理解：迄今为止，为什么中期预算在许多国家已经制度化了，但没有任何国家制定“长期预算”（超过10年）。

虽然“预算”方法在长期基础上不行，但引入“评估”方法仍然是有益的，并且十分重要。许多国家引入这些方法对当前政策的长期财政效应进行评估，据以决定适合的政策行动。美国联邦政府就是通过对未来75年间的现金流进行预测，来考虑和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政府需要在未来兑现的承诺比过去实际收到的税收要多出12万亿元。可能的应对方案是有限的：或者通过举借更多的债，或者征收更多的税收来实现承诺；或者干脆不兑现承诺（将降低政府可信另一种选择是“鸵鸟”政策：继续隐藏这部分未备基金的应计债务。

由于财政风险大多超越中期（许多策和环境变化的财政影响延续到5年甚至10年以后），采用中期基础预算（更不用说年度体制）对于评估和管理风险也是不充分的，因此即使在没有正式的中期基础预算的国家，采用长期视角评估风险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联邦政府就是如此：它至今没有建立正式的中期基础预算（州和地方普遍采纳这一体制），但估计目前政策对将来预算的影响扩展到了10年的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