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经济学黄金时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皆呈现持续成长现象,特别是OECD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所带来的滞胀问题,各国政府在税收短收而支出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大多面临财政困难问题,开始出现连续多年的预算赤字。为了应对上述严重的财政困难,许多OECD国家对政府预算过程进行了重大的变革,新的预算游戏规则出现了。反映在预算制度上,就是重视由上而下(top-down)的预算决策,以及控制支出成长的各项财政规范(fiscal norms),力求平衡财政。同时,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政府再造运动促使各国纷纷采纳新绩效基础预算(new 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以提升政府支出效率,以使政府施政更能反映民意。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计划规划预算(PPB)与70年代的零基预算(ZBB)改革后,80年代开始出现利用宏观预算(macrobudgeting)目标及财政规范来限制预算需求的做法,这是由此前的微观预算(microbudgeting)转换而来。微观预算是指支出机构的预算、计划与规划按由下而上的方法编制,宏观预算是将支出、收入与赤字总量,以及预算资源的战略分配按照自上而下的方法做出决策。最近20多年来,多数发达国家出现了预算程序自上而下开启的趋势,形成自上而下预算(top-down budgeting),预算过程更集权化,预算政策和预算限额预先设定,改变了此前实行的自下而上预算(bot-tom-up budgeting)模式,中期基础预算在此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最初的主要目标是削减赤字,控制公共支出,稍后扩展成为以此作为促进更广泛的公共管理目标的工具,包括在预算限额约束下的战略优先配置,管理财政风险,以及碑某种程度上与机构和规划层面的运营绩效相连。(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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