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诞生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100多年历史中，西方国家的政府预算一直沿用投入导向的（input－oriented）预算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预算的申报、审批与对执行过程的监控均以“投入”为核心展开；资源申请者只要呈报所需投入的数量和用途，就可以从预算系统中提取资源，至于使用这些资源取得了什么结果，并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这种传统的投入预算主要优点在于便于进行支出控制——由于明确规定了投入（支出）的用途，对支出实施监管较为便利，同时有利于与过去年度进行比较。但是，与这些优点相比，投入预算的弱点更加突出。

（1）投入预算模式侧重于投入（数量）—价格（支出标准）—数量（金额）关系的有效性，不能准确说明支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按照投入预算模式的内在逻辑，预算申请者即便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并未产生有意义的结果，照样可以进入“预算池子”抽取资源，而且抽取的数量不受资源使用结果的影响——投入预算忽视了财政资源使用的结果。

（3）投入预算需要遵循详细的事前控制和严格的拨款规则，包括限制（甚至禁止）在各支出项目间的资源转移。这使得实践中的投入预算成为一个十分复杂和难以管理的系统，决策者和管理者都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应付琐碎而大量的投入控制问题。

（4）在投入预算模式下，中央控制者在投入管理方面的过度集权，使得各支出机构对于预算资金的运作和管理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和灵活性。(www.daowen.com)

（5）在投入预算模式下，资源使用者只需对投入的取得和使用负责，而不必对资源使用的结果负责。与此相适应，预算系统并不对预算资源的使用所产生的结果[核心是产出（out put）和成果（out come）]进行计量和评估，也不把计量和评估的结果同各支出部门与机构预算（资源）申请联系起来。这导致了纳税人和政府间受托责任的狭隘性。

由于投入预算所具有的内在弱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预算与某种结果导向的绩效标尺相联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引发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预算改革。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其预算管理系统实施了重大改革。对传统投入预算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反思，促使这些国家寻找补救办法将结果导向的绩效概念引入预算与公共管理中。作为早期预算管理改革的先锋，美国于1949年采纳了胡佛委员会关于“联邦政府全部预算应更新为以功能、活动和规划为依据的预算”这一建议，这种类型的预算被普遍认定为“规划预算”——当时也称为“绩效预算”，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盛极一时。鉴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并不成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又分别推动了名为“计划—规划—预算系统”（PPBS）和“零基预算”的改革。

由于种种原因，早期的这些改革努力被认为失败了（或者至少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这些改革努力所引入的跨年度（中期）视角，比如要求支出机构在3～5年的时间框架内管理规划和报告绩效，已使中期预算的程序和内容逐渐浮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直到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业绩恶化（部分原因是石油价格冲击），那些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国家，普遍出现了与恶化的经济业绩相伴随的恶化的财政业绩：赤字居高不下，公共财政膨胀，使财政扩张成为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原因而不再是解决失衡问题的药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引入正式的中期基础预算，作为改进财政绩效以及促进其他更为广泛的目标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