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大规模失业、人口老龄化和其他种种挑战，一个有远见的、负责任的政府必须保持足够的预见性和警觉性，需要及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性行动，将稀缺财政资源优先分配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然而，在年度预算框架下，正是这些对民众福利至关重要的预防性行动的价值有可能被低估了，因而难以获得足够的预算资源。另外，年度预算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到那些短期的、效益相对确定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如果没有预算安排，就会有人立即感受到损失或者办公条件的不适。公车、公款消费、公务员工资、办公用品以及政府机关办公楼（会议中心和其他炫耀性的公共工程）都是这样的例子。因此，这些支出项目经常占据年度预算的绝大部分。

预防性措施成了另一个极端。这些措施产生的效益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不确定性、长期性和隐蔽性。政府负责实施的水与空气净化、食物和毒品管制、航空安全控制、公用事业管制措施、大范围传染病防治、文物和传统文化（例如传统的民间技艺和医药知识）保护、生态与环境保护，以及发展低碳经济、基础教育、医疗保健体系和对外援助，都是典型的例子。似乎没有人怀疑在所有这些领域采取预防性措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这些措施的缺失（短视和缺乏警觉）将使整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然而，这些预防性措施产生的效益在空间上是极度分散的（具体的效益不能量化到个人），在时间上则是相对遥远的（没有人会因为缺乏政府行动而感受到立即的损失），由此产生的效益归宿的不确定性和效益实现的遥远性，使得每个特定的公民很难洞察预防性措施和开支的效益，政治家和管理者同样如此。

对于他们来说，要获得这些支出的效益信息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即使他们有足够的动机，高昂的信息成本也会阻止他们仔细权衡和严肃地看待这些支出的相对价值。结果，这类支出的效益或价值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以致政治决策或预算程序无力为其配置充足的资源。

虽然政府采取的许多这类政策措施在开始执行时无法证明其成本已经产生或将要产生切实的利益，也无法控制其结果，但其重要性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快速的技术进步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一旦不利趋势演化为实际的损失，那么遭受损失的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或者任何人。正因为这些行动事前关系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政府需要把影响社会的因素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即从“社会重要性”而不是个人角度（个人由于难以判断其成本效益情况而导致低估其重要性），对其保持足够的预见性和警觉性，这意味着要求更多的政府预防性行动，并将其置于预算资源配置优先性排序中的优先位置。(www.daowen.com)

对受益确定性支出的偏好和对不确定性支出的偏见，也意味着在年度预算框架内，要想约束和激励政府推行那些造福于多数人的政策（预算方案），以便使政府对人民负起责任，面临着技术和程序上的双重困难。从技术层面看，纳入年度预算中的开支大多是那些受益具有较高确定性的类别：推断工薪支出、公车开支、公款消费和改善官员办公条件开支的直接受益者和受益程度，从技术上讲相当容易；推断环境与生态保护、传染病防治、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预防性开支的直接受益者和受益程度，则要困难得多。所有的公共支出都使个体受益，但不同类别的开支对于个体的受益情况差别甚大。预防类支出具有这样的特点：人人（从而全社会）都受益，但个体却难以形成清晰的感受和预期（尤其是事前），效益确定性支出的情形恰好相反。这些基本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与个体受益确定的支出大多惠及少数人（尤其是强势群体）不同，个体受益不确定的支出更能造福于整个社会。

鉴于明确的全面性（宏观经济和政策筹划必须是一个全面的框架）和中期视角的内在要求，中期基础预算为纠正年度预算的系统性偏差，即偏重效益即期、确定和显性开支的同时疏远效益长远、不确定和隐蔽的预防性开支，提供一个有效和可靠的程序与方法。在配合政治层面的改革和长期评估（财政预测）方法时，中期基础预算将会更加有效。

现实生活中的年度预算体制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政治家（决策者）、利益集团和其他有能力贴近或影响预算过程的组织（尤其是支出机构），总是倾向于在年度预算中“塞进”那些能够对其产生受益确定且狭隘的支出，同时排斥那些预防性支出。然而，如果政府以中期（或长期视角）来审视，并且基于广泛的公共利益（虽然个体受益不确定但可确保人人受益），以及借助更好的评估方法（例如代际会计和环境会计），那么，预防性行动和相应的开支在预算中更容易得到充分的考虑。以此而言，从年度转向中期基础的预算改革，有助于约束和激励政府推行造福于多数人的政策，即促使政府提供公众分享而不是可分割（受益狭隘）的公共物品，这与政治改革的含义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