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基础预算有助于我们时刻关注如下问题：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资源）来兑现政府已经做出或正打算做出的承诺吗？如果不能帮助我们为应对未来（并非一年）挑战与机遇而必须具备的前瞻性，特别是尽早捕捉当前与未来政策的长期财政后果，预算就不可能成为支持政府施政的利器，政府的施政能力也无法（系统而持续）提高，关注和妥善管理财政风险更是无从谈起。

这里的焦点是追踪和监控政府尚未支付的政策（支出）义务究竟有多少。年度预算只是确认了其中一部分义务，通常是已经具有确定资金来源，并且需要在年度内履行的、相对稳定的支出义务，但这些义务的确认是不全面的和短视的，因为跨年度的以及或有负债和其他承诺引发的潜在的支出义务，并不在年度预算文件中被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度预算既不能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也不能反映政府活动对未来造成的影响，因而与“透明的政府”和“有效政府”（要求有效应对未来挑战与机遇）的理念是不合拍的。

解决这个问题要求采用中期基础预算，并相应引入能够全面评估政府支出承诺（义务）的技术与方法。其中，最困难的是如何评估数目巨大的隐性支出义务，也就是通常不在年度预算文件中反映的预算外活动、与贷款提供和其他或有负债相关的高风险交易，以及其他隐性承诺（例如对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亏损、灾害损失、公民权益保障等方面承担的义务）。这些隐性的和其他或有的义务构成政府活动中最不透明的部分，尽管其足以对经济社会和公共财政的运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鉴于现代社会中预算如此重要，如果没有透明和前瞻性的预算体制，塑造透明的和富有远见的政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缺乏透明度和远见的政府相比，透明和富有远见的政府可以更好地为应对未来挑战和机遇做准备，更好地承担对公民和社会的责任，而公民和整个社会将从中受益。

引入中期基础预算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推动政府改革、政策改革和财政风险管理方面的改革，也有助于引进更好的预算程序和方法。与年度预算不同，中期基础预算要求建立鼓励与约束核心部门、支出机构和其他预算参与者积极参与的预算准备程序，并在此程序中就未来年度的政策与预算事务进行积极和有效的互动，因而有助于将极端重要的议题——财政可承受性（政策可持续性）——引入预算（政治）过程的公开辩论，而政府高层通常需要对这些公开辩论做出回应。通过自上而下的预算程序建立和公布的预算限额，通常需要立法机关审议，从而有助于约束超出限额的财政承诺和支出义务，这对于管理财政风险和加强财政纪律极其重要。

引入中期基础预算的改革也有助于推动政府会计方面的改革，这对于管理风险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当前政策或新政策的未来（中期和长期）影响通常并不反映在年度预算的现金流量（流入与流出）中，而传统的现收现付制会计不能追踪跨年度的、不产生当前现金效应的财政影响（支出承诺或财政义务）。因此，对于全面评估政府政策措施的财政后果而言，现金会计是很不充分的，它大大低估了这些政策对未来年度预算的影响。现金基础与年度预算的结合，使得我们只能在年度预算文件中了解政策措施的直接和非常短期的影响（对应当前现金流的部分），而无法看清它们对更长时间跨度内潜在和全面的影响。以此而言，引入中期基础预算也有助于推动政府会计改革，包括引入纯粹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会计。

由于记录交易的时间更早（可提供更具前瞻性的信息）、更全面（覆盖非现金交易），权责发生制会计比传统的现金会计能够更好地帮助管理财政风险。相比之下，对于管理风险而言，现金基础会计信息的滞后（现金流发生后才记录）与狭隘（不记录非现金交易）是远不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现金基础的财务报告和预算报告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错觉：政府的财务（历史导向）和预算（未来导向）状况看上去比实际的好得多。这种风险低估导致的过于乐观，使决策者和管理者难以对所面临的真正风险及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一旦“坏结果发生”，势必措手不及。(www.daowen.com)

权责发生制会计的这一优势并不意味着在现金会计下风险管理就是不可行的。关键是要认识到现金基础会计的弱点，以及需要适当的措施予以弥补。一种方法是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取代或部分取代传统的现金基础会计，正如最近20多年来发生在多数OECD成员国的改革那样。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来说，这项改革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当前的条件并未完全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采用长期的财政筹划（估计）方法，以便在保留现金会计基础的前提下，提前识别重大政策（支出）领域的未来风险。美国联邦政府采用的方法是：联邦统一预算以现金流为基础对社会保险项目的结果进行报告；通过对未来75年间的现金流的预测来制定政策。结果发现：早在1992年，联邦政府的承诺（未备基金的应计债务）比实际收到的税收要多出12万亿美元。这就提前发出了警告：要么增加税收，要么减少承诺（例如提高退休年龄以减少享受人数），否则，政府就只能自食其言了。

弥补现金基础会计弱点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引入中期基础预算。这一方法虽然比长期方法（财政预测）覆盖的时间跨度短，但比年度预算好得多。另外，中期预测比长期预测的准确性显然要高得多，而且更为制度化。长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方法，中期基础预算不仅涉及技术方法，而且包含了一整套正式的运作程序和规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将政策和风险管理概念引入预算（政治）过程，立法机关也被融入其中。这些优势是长期方法和年度预算难以做到的。概括地讲，权责发生制会计、长期评估对于管理风险（捕捉政府政策的未来财政影响）都是有用的工具，但它们无法代替中期基础预算的作用。事实上，引入中期基础预算的变革，可以（并且有必要）与政府会计（转向权责发生制）改革和长期财政筹划（包括代际会计和环境会计）方法结合起来。

引入中期预算的改革还为扩展和改进当前中央政府的预算稳定基金运作铺平了道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方法除了引入具有前瞻性的中期基础预算外，还需要创造足够的财政空间——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是建立预算储备（稳定）基金和创造年度预算盈余，以确保政府在财政上有能力应对未来挑战并抓住发展的机遇。当前的预算储备基金只是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运作，它无疑应扩展到地方政府。美国大部分州（超过40个）和地方政府都建立了预算稳定基金。该基金应被容许出现赤字（或积累盈余）以管理整体经济活动。这些赤字应用于补偿税收的减少或支出的增加。如果有盈余的话，这个基金建议这些盈余应用于偿还公债或“节约”起来用于以后的支出。除了帮助稳定经济外，精心设计的预算稳定基金可以成为中期基础预算的有效辅助机制，从而有利于促进中期基础预算的有效运作。

引入中期基础的预算变革，还可以与引入绩效导向的管理改革措施相兼容。目前，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已经在许多地方政府中铺开，财政部也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于2009年7月颁布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09〕76号），规定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中国目前全面引入绩效预算的条件尚未成熟，率先推动绩效评价工作先积累经验，再过渡到某种形式的绩效预算，这样的改革次序是必然的。无论绩效评价还是绩效预算，或者旨在驱动绩效的其他方法（包括赋予支出部门在预算资源配置与使用方面的灵活性和服务外包），都要求以（实际的和预期的）绩效信息和成本信息来表明其支出（申请与使用）的合理性与适当性，这是建立良好的中期预算限额所必不可少的。多数规划与活动需要跨年度才能完成，因而相应的绩效信息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才能全面展开，这在年度预算中是无法实现的。另外，中期基础预算的内在逻辑和某些特征，包括强有力预算限额约束，自上而下开启的预算程序，赋予支出部门在预算限额内配置和使用资源的灵活性，对于促进良好的绩效管理深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