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施政的本质是适应环境的变化，及时抓住机遇并妥善应对所面临的挑战。目光短浅的政府将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政府将无力妥善应对挑战，也无法抓住宝贵的发展机遇。年度预算的突出弱点也在于此，它限制了政府把目光投向未来（只是眼下一年）。结果，当坏结果发生时，任何预防措施都来不及了，因为最佳时机（战略机遇期）已经丧失了。为避免这种糟糕的局面，我们应超越年度预算的短视，以中长期的视角来审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前捕捉这些挑战与机遇造成的未来财政影响，据此评估是否需要调整现行政策或引入新的政策。越是面对多变的、充满风险的环境，我们越是需要目光长远的政府。随着全球化发展、技术进步、人口与气候变化，未来的不确定性还在日益加剧。这意味着在目光长远基础上的政府施政方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不言而喻，只有中期基础预算（配合长期的财政筹划方法）才能展现政府的长远眼光，帮助人们看清未来的挑战与机遇。这不仅是政府也是私人部门和公众采取明智行动的前提条件。

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也面临包括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经济变化、安全变化、技术变化、老龄化、艾滋病与其他大范围传染病对国家经济、社会与公民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的许多方面比其他国家甚至更为严峻，特别是日益恶化的生态与自然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养老、医疗保障）的短缺、加速发展的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以及频繁的自然灾难。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严重。另外，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包括生物遗传学、信息与通信、新材料与认知科学领域，给中国带来巨大机遇。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都会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显而易见的是：年度预算（文件）既不能对政府未来（跨年度）的财政责任提供指导，也很少考虑政府为应对挑战与机遇造成的财政风险。事实上，政府的很多高风险活动（交易），特别是财政担保、其他或有负债以及隐含的财政承诺（例如对国有金融机构亏损或破产承担的义务），极少反映在年度预算中。结果，年度预算文件反映的政府支出义务，以及赤字与债务水平，远远低于与政府承诺和政府活动相对应的实际水平。所有这些都造成系统性的“短视综合征”。它使我们无法看到未来，也无法看到政府活动的全貌和全部结果。毫无疑问，这些应对挑战与机遇的政策与行动造成的未来影响，包括财政影响，势必波及未来的公民。如果应对得当，未来公民将从现行政策中获益，他们将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税收而不至于降低生活标准。如果应对失当，他们将为当前的政策付出代价。

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现在（制定政策和预算时）就开始关注未来的财政风险。越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越需要关注风险。为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用以评估这些挑战和机遇的财政影响。中期基础预算就是这样一个可靠和有效的方法。如果能够与年度预算以及其他长期（财政筹划）方法有机地结合，那么，政府施政的短视症及其后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需要长期方法的原因在于：现行政策对未来的财政影响通常只是在长期内才能全部显现出来。这就要求财政可持续性分析，不能只集中于当前纳入年度预算中的债务和确定性程度很高的支出，更需要关注广口径的财政总量预测，以及建立适当的、能够鼓励对现行政策未来影响进行辩论的程序（年度预算通常不鼓励这类辩论）。

从国际上看，中期基础预算先于长期方法被应用于对财政承受性和可持续性的分析，而且更加正式（制度化）和普及。这样的次序（首先发展中期方法）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恰当的。(www.daowen.com)

在确认当前的政策将造成未来难以承受的风险时，对这些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要么要求政府创造足够的财政空间削减支出、控制赤字与债务，或者努力实现财政盈余（建立预算储备），以使政府有能力为未来支出需求提供资金；要么要求政府减少承担未来支出义务（例如推迟退休年龄和避免公民权利性支出的指数化）。

由于需要考虑预算年度之后3～5年的支出安排和政策筹划，中期基础预算比年度预算更具前瞻性，而前瞻性是风险管理的前提。与年度预算不同，中期基础预算（除了第一个年度外）并非一个法定的多年期预算资金分配方案，但可以为未来若干年政府和政府部门提供明确的支出导向或目标。这一优势对于管理财政风险十分重要。年度预算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忽视潜在的财政风险。许多当前的政策或政府承诺隐含着导致未来开支或损失剧增的财政风险，但在年度预算框架下，由于这些开支不能在预算中体现出来，因而在预算过程中经常被忽略，最终酿成高昂代价的可能性很高；而一旦政策制定者开始注意到这些风险时，很可能已经为时太晚。因此，年度预算不能促使决策者在早期阶段就鉴别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相比之下，中期基础预算的一个突出优势在于把注意力导向当前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使人们在早期阶段就能鉴别和暴露那些不利的支出趋势，这样便于早做打算，及时阻止、减缓这些支出，以及尽早为需要的支出筹集资金。

对于处理确定性事项（尤其是支出与债务）而言，年度预算是有效的。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并且经常变化的世界，而且时间越长不确定性越高。中期基础预算和长期（预测与筹划）方法的不足在于：预测未来是很困难的，因此也很难准确。这意味着一些关键参数（例如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导致支出或收入预测数的极大变化。这种不确定性在年度预算中被减轻到最低程度。然而，预测的准确性并非年度预算好于中期基础预算的适当理由，因为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才需要更多地关注风险——在政策与预算制定的当初就意识到并捕捉它们对未来的全部财政影响。这就要求采用中长期分析技术来澄清不利和有利情况的可能性和结果，也就是确认“乐观地估计、悲观地估计或中间估计的话，情况将会如何”，任何涉及风险和可持续性问题的政策，无论是现行的还是政府打算出台的新政策，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估。这是中国需要引入中期基础预算（并与长期方法相结合）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与年度预算相比，中期基础预算不仅通过提供中期视角来展现和处理政策可持续性问题，也通过建立适当的程序来引导和约束政治家与社会严肃地面对长期风险因素。当中期基础预算向政治家和其他公民清晰且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风险、挑战以及机遇时，政府和公民就较易凝聚如下共识，即为了明天（以及我们的后代）更加美好，我们必须做出牺牲（包括增加税收或减少享受某些服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年度基础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