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诉讼时效（消灭时效）的效力，亦即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从各国的立法来看，奉行四种立法主义：

其一，实体权消灭主义。

此种立法，将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系采纳德国学者温特夏德的主张。依此立法主义，诉讼时效完成，使权利人不及时行使的权利本身消灭，若此情况下义务人履行而权利人接受履行则构成不当得利，义务人可要求返还。如《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债权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所有权的财产权，因2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如果债务人不知道时效完成而已经履行义务，则可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这种立法体例过于苛刻，杜绝了义务人于时效完成后自愿履行的合法性。

其二，诉权消灭主义。

此种立法，系采纳德国学者萨维尼的主张。萨维尼认为，诉讼时效完成后，其实体权利本身依然存在，仅诉权归于消灭，此为罗马法消灭时效之本质。源于此种主义的立法，有《法国民法典》和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和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苏俄民法典》第44条规定：“起诉权，逾法律规定之期限而消灭”。依此主义，诉权消灭实体权仍然存在，即成为所谓自然权利，权利人可以接受义务人履行，但权利人无权向法院起诉。

其三，抗辩权发生主义。

系采纳德国学者欧特曼的主张，认为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义务人自动履行，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应为有效。依此主义，时效完成，实体权利和诉权均不消灭，但义务人可依时效届满而拒绝履行义务。采此立法主义的有《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德国民法典》第222条规定：“消灭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得拒绝给付。”“第一，为履行已经时效消灭的请求权而为给付，虽不知时效消灭而为抗辩者，也不得请求返还。第二，义务人以契约承认或提出担保者，亦同。”即在这些情况视为义务人以其意思表示放弃抗辩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4条有类似规定。

其四，胜诉权消灭主义。

即权利人的胜诉权消灭，起诉权和实体权利不消灭，即权利人丧失法律强制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民法所采取的立法主义，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采取的是“诉权消灭主义”。实际上，在我国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是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且法院应当受理，经审理认为时效已过，应依胜诉权消灭而判决败诉，这意味着权利人并不丧失诉权，只是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法院不强制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而已。我国法律的规定，实际上与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的规定是一致的，依该法第81条规定：“法院、仲裁署或公断法庭，不管诉讼时效是否过期，均得受理有关保护遭受侵权的权利的请求。”即受理诉讼不管诉讼时效是否过期。

在以上几种立法主义中，哪种更为合理，未来民法典应采取哪种，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2017年3月颁行的《民法总则》和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关于诉讼时效的效力，该法放弃了胜诉权消灭主义，明确采取“抗辩权发生主义”。(www.daowen.com)

《民法典》（总则编）第192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就是法官是否可以主动援用诉讼时效？就是说，在当事人未就时效问题提出主张时，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是否可以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梁慧星讲道：“罗马法时效制度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庭主动援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民法，均继承了这一罗马法原则，禁止法庭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自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条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但是，在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法中，这一罗马法原则被抛弃了。例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82条规定：不论双方当事人申请与否，法院均应适用诉讼时效。根据对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7条的解释，法庭应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而无须当事人主张。民法通则施行以来的审判实践也正是如此。”[3]

实际上，依原民法通则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意味着请求权人丧失胜诉权，此情形对义务人来说则成为其抗辩理由。在此情况下，若义务人主张时效抗辩，权利人自应败诉；若义务人不主张时效抗辩，则法院无权也不应直接适用诉讼时效，此时权利人仍有胜诉可能。至于法官是否可以向义务人告知有诉讼时效利益，则值得进一步讨论，德国学者对此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有的持反对态度，梅迪库斯在《德国民法总论》讲到，这样法官的告知会使法官有失偏颇。[4]

随着《民法总则》及至《民法典》的出台，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该法第193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1]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616页。

[2]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

[3]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4]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