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的差异，尽管在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所有权社会化的态势，也有人在惊呼契约的死亡，但就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状况而言，确立和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应当仍然是我国民法典的主要的任务。就像王伯琦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所谓社会本位的法律，说到底仍然是对权利本位法律的调整，其基础还是权利，所不同的仅仅是基于某种目的而对权利的限制罢了。从法国民法典开始确立的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过错责任三大原则，时至今日依然是各国民事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础，尽管法律的目的开始向兼顾社会公共福利转向，但仅仅是兼顾，其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目的并未发生改变。因此，所谓法律本位的转向，只是对以前的极端个人自由的修正，而非对个人自由的否弃，“契约的死亡”亦非真正的死亡，而是在新的意义上的“契约的再生”。认识到这一点，会帮助我们把握何者是应当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何者是应当兼顾的价值准则。否则就有可能会造成价值选择的迷失，认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也应当从一开始就从社会本位出发，而忽视个人权利和利益，将两者的关系本末倒置。

近代私法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人自由，现代私法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是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生活情势发生了变化，由此引发了对近代民法的修正和发展，进而形成了现代民法，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取向。民法作为私法，其性质决定了个人自由价值仍然是民法的核心价值，它并不因为民法的现代化而被否弃。私法素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以个人自由为其价值本质。从根本上来讲，个人自由价值通过个人享有的各种权利而得以体现，或者说个人权利为个人自由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条件或手段。[11]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取向，也是民法的私法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与公法相区别的关键。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过程之中，真正确立和切实体现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使得私法与公法的性质、功能及其价值取向能够得到严格区分，无疑对于培育人的私法观念和权利意识、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保护状况不甚尽如人意的客观现实，所赋予民事立法的必然使命。(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