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概念约在宋元时期形成，其词语最早见于北宋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但追溯起来，写意画论、画风应孕育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思想则根植于“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玄学阐释“三玄”而成儒道会通的哲学新潮，为文艺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文人写意理论的形成与魏晋玄学密切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讲，文人写意理论就脱胎于魏晋玄学。

玄学围绕《周易》“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言意观所展开的“言意之辨”，强调对“意”的追崇与标举，并形成了“得意忘象”“寄言出意”的玄学方法论。“言意之辨”的重要性一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学贵自然，行尚放达。一切学行，无不由‘言意之辨’演出。”由此可见，“言意之辨”实为中国“尚意”文化的一大转关。

“立象以尽意”说明“象”是很重要的，它承担了“言”所不能实现与达成的功能，在“尽意”上有独到之处，这就是中国绘画写意理论生成的思想根源。“立象以尽意”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里便形成了“意象”这一重要的美学范畴。“意象”是写意绘画的理论基石，也是文人画的造型观念。其特点是超越视觉表象，直追内质本源。如果说“意象”是文人画的本体论，那么“写意”就是其方法论。

在魏晋绘画理论中，“形—神”“象形—气韵”“形—道”（“山水以形媚道”）之类的对偶性美学范畴，与玄学“言意之辨”中的“言—象”“言—意”“象—意”，乃至玄学中“末—本”“器—道”“用—体”之类的对偶性哲学范畴无不翕然相通，深刻地体现了玄学哲理对中国绘画的思想熏染与精神渗透。中国绘画中的“写意”概念尽管此时并未被正式提出，但“以形写神”“拟太虚之体”“立万象于胸怀”等理论的提出，其实已经成为“写意”概念呼之欲出的前奏。

更重要的是，中国绘画“写意”的精神内核，也是在魏晋玄学中孕育而成的。正如“言意之辨”之“意”是“道”的呈现一样，“写意”之“意”也正是个体生命经验向“道”的归根复命，它使个体生命之情感节律深入 寥廓，上诉真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艺之极致，必归道原，艺道一体不二。(www.daowen.com)

从魏晋开始，历代士大夫、文人对写意画论皆提出了新的观点。唐代以“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的精神，将“意”的抒发与“以书入画”相沟通，借狂草入画与水墨肌理演绎精神、意态。宋代的文人画思潮极大地促进了绘画的写意化进程，其途径有二：诗画一律、书画同法。诗文、书法进入绘画极大地提升了画面的抒情性、表现力与精神境界。清代的石涛可谓一峰孤绝，其横贯千古的“一画论”彰显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宇宙情怀。同时，在清代中期，文人画开始了金石入画的历史进程，以笔墨的独立价值开创出写意绘画的新境界。总之，从魏晋画论的“贵神尚意”到石涛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清晰地标示出中国文人写意绘画体系的性质、理想、形态与品位。

需要指出的是，与写意理论的形成相适应，写意画风也大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了“疏密二体”的概念，用以指称南北朝至唐代所产生的两种画风，其所谓“疏体”（以张僧繇、吴道子为代表，前者为南朝人，后者为唐代人）就是一种近乎写意的画风，其特征是“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笔不周而意周”。可见，“疏密二体”的出现，表明了中国绘画两种基本语言风格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绘画的工写分流。

图13　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