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相对于古典艺术的封闭和保守，在独特的感性文化哲学的刺激和激励下，逐渐萌生的现代艺术（包括戏剧）在寻求自身位置时，更多地采用了挑战经验和传统，决绝于“规则”和“理性”的激情主义、自由主义，因而越界、破茧和气质蜕变频频发生，各种艺术的交叉、融合，乃至“重调”油然而起。阿诺德·豪塞在《艺术社会史》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称为“电影时代”，因为站立在现代科技肩头的电影艺术确乎改变了艺术一贯的完形和观赏方式，以运动的影像和复合的感官刺激开辟了单一艺术立体“触摸”新时代的格局。因此，当电影引起的艺术革命通过电影在全球的流行而大行其道的时候，不管戏剧、音乐、美术和舞蹈等传统艺术样式多么不情愿，它们终究不得不接受或忍受电影艺术方式的历史洗礼，从而获取与现代主流艺术趋向相一致或接近的生存权利。电影曾经深受戏剧的影响，早期以模仿和改编舞台剧来寻求观众接纳，在电影人看来那是抹不去的“痛苦记忆”，而一旦电影“看轻”传承，建立起以镜头为元素，以蒙太奇为思维原则的影像本体构架，它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冲击就是震撼性的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开始对现代戏剧产生强力影响。

正像亚尼克·芒什尔在谈到当代戏剧的嬗变时曾说的：“当代戏剧写作（我要强调它是多样的）先是预示，后又见证了意识形态的消失，但在此之前它已经彻底摒弃了一切诸如流派、潮流或‘宗派’的概念，如今它更是乐此不疲，甚至不遗余力地培育着各自的不同、变异与个性。”在自己的观念和形式上，伴随发展进程，现代戏剧出现一系列背离传统的变化，“摒弃”着一切诸如流派、潮流或宗派的概念，电影化感性元素迅猛滋生。

现代戏剧“电影化异型”，体现了戏剧家们对生命感觉和物质功利性的瞩目，也暗合了其时的公众观赏心理的悄然嬗变，娱乐——激活、释放、感官愉悦、情绪分享，是政治情结高度紧张、公众期望戏剧审美心理宽松化的一个极其自然的结果，也成为戏剧人个性伸展的合理策略，其中隐含着他们走进腹地探询戏剧意义的强烈冲动和以自我的边缘化对抗、颠覆政治主流话语的艺术智慧。

现代戏剧“电影化异型”虽然是一个形态变异的概念，却不是一个纯粹的浅薄的感官满足概念，更不是一个排斥哲学和思想的概念。它虽有娱乐意图，但其强化视听的舞台动力最终能更完美地展示思想和心理，激发人们的精神愉悦。同样，现代戏剧娱乐虽然也以排解精神郁积、追求快乐心境为中心，但是它是伴随着戏剧成为“高雅艺术”而尽显高雅趣味的娱乐，充盈了时代蕴涵和生命乐趣。说到底，在各种流行文化炫耀一时，商业化的感官消费“热潮”夺人眼目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还是被其时的中产阶级们视为精神家园，视为一种触及灵魂的交流方式。“电影化异型”和视听新质的繁育产生，不过是戏剧在骤变的时代寻求与自己的“目标观众”精神对话的主动性选择之一。(www.daowen.com)

在理论层面，现代戏剧“电影化异型”绝非无缘由冲动，而是戏剧本质的合理延伸。戏剧被视为“用人这种颜料来绘画”的艺术，行动是戏剧的本性。雨果说：“舞台是一个视线的集中点。”“戏剧应该是一面集聚物像的镜子，非但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变成光彩，把光彩变成光明。”视觉的鲜活性、聚焦性成就了舞台艺术感召力的基础。

布莱希特在论述史诗剧时强调：“由于技术的成果使得舞台有可能将叙述的因素纳入戏剧表演的范围里来，……幻灯的出现，舞台借助机械化而取得的巨大转动能力，电影使舞台装备日臻完善。”“舞台开始了叙述。”显而易见，20世纪的戏剧思想家们认为，剧场本来就是视听空间，鲜活的、整体的电影化视听元素对扣动观众心弦、传达戏剧主旨具有特殊效能。因而戏剧的“电影化异型”的崛起，势在必行。

在实践层面，现代戏剧“电影化异型”可谓如火如荼，中外无不如此。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对电影情有独钟的苏联戏剧大师梅耶荷德就对确立了独立艺术品格的电影赞赏有加，大胆提出了“戏剧与电影相结合”的口号。他在排演《森林》《拿下欧洲》《射击》等剧时，曾“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直接穿插电影片段”（包括在舞台银幕上配合剧情放映电影、采用电影字幕表现手法等）。在1926年演出《钦差大臣》时，梅耶荷德将电影里的特写镜头、蒙太奇手法用来处理一些重要场面，“这给舞台形象带来了饶有趣味的清晰性”。与此相应，尤金·奥尼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田纳西·威廉斯等人也都从电影艺术中吸取了大量技巧，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