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仁”学与中国电影的人道主义传统

“仁”的含义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层为对人的人格要求，所谓儒家提倡的“克己复礼为仁”。即一是视听言行的“礼化”、道德化；二是对信念的坚守的人格力量，“浩然正气”。外层为一种处世态度——“用行舍藏”，即世事治、达之时，“行”“仕”“进”；世事乱、穷之时，则“藏”“隐”“退”“独善其身”。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爱人’就是‘仁’，指一切德性的总和，‘仁’可译为perfect virtue。”孔门“仁学”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仁者爱人”，“仁学”的核心是讲人及爱人、爱民。

对儒家美学来讲，“入世精神”和人格力量是影响中国艺术最大的两个方面。所谓“入世精神”，是指入世的、积极的，强调社会功利性，这是最基本的精神。孟子讲圣人人格，“浩然之气”是一种人格力量，是对人的心性、本性的培养。这两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中国艺术比较大的方面，一个是儒家美学，一个是中国电影，再细化下线索，就是儒家“仁学”与中国电影的人道主义传统问题。

早期中国电影的人道主义传统可以在《苦儿孤女》《好哥哥》《小朋友》《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小情人》等影片中看到，创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同情贫苦妇女、儿童，赞美他们的善良朴实，揭露罪恶势力和社会黑暗，攻击和批判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始终呼吁着人的平等和对人的尊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神女》《马路天使》《天伦》《小城之春》《人生》都是典范性作品。“十七年”时期，仍然有《早春二月》这样的佳作。新时期以来，《小花》、《生活的颤音》、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大桥下面》、《井》、《红高粱》、《霸王别姬》等始终在关注人道主义传统问题。人道主义传统问题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核心问题。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三部电影中人性的张扬与觉醒是最核心的，也是最主要的美学精神。

图1　《红高粱》（左上图）、《大红灯笼高高挂》（右上图）和《菊豆》（下图）

2.儒家“忧患意识”与中国电影“入世精神”

“忧患意识”与电影的“入世精神”是儒家美学的重要精神内核。儒家美学是一个富有社会功利性的美学，它强调“入世精神”。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里仍然可以找到这种精神所指。所谓现实主义传统就是指中国电影总是离不开社会政治历史的烽烟，总是和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相联系，和社会历史同步进行。“入世精神”脱离不了社会历史、社会政治。换个角度讲，这是儒家美学里面讲的忧道不忧贫、忧世悯民。孟子的一种忧患概念等都表明，对儒家美学来讲，他们从来不会脱离具体的现实来谈玄幻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文化反思，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理性剖析，而且这种剖析和反思应该深入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上去。

电影所表达的文化反思也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命运的一种思考。对精神走向的思考、对生存意义的思考，都属于一种忧患意识。当然，这种忧患意识有的时候表现得比较深刻，有的时候可能局限于某一种比较表层的政治层面。一般来说，反思是第四代影人很重要的特点，他们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谈，前期的某些作品基本上局限于政治反思层面，新时期以来，第四代导演开始由政治反思逐渐转移到文化反思，这种文化反思与第五代导演早期的寻根都属于忧患意识。到第五代导演的时候，这种忧患意识比第四代导演的深刻许多，尤其在对民族问题的探讨上。

图2　《二嫫》

陈凯歌对传统文化封闭僵化的反思最为深刻，即便现在看来，《黄土地》《孩子王》的反思依然深刻浓烈。陈凯歌的反思比前辈们更直接、更切实，更具有一针见血的效果。有人反思传统，就有人反思现代。周晓文就在《二嫫》里向中国现代化提出了质疑。现代化的后果我们能不能承担？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二嫫非要买一台县城里最大的电视，为了买这台电视她去卖麻花面、打工、出轨、卖血，最后虚弱到下不了炕时终于买下了电视。最后，她靠着电视机坐在床上，成了村里的“展览品”。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社区中，类似情况可以放大或者缩小，但都屡见不鲜，这些都属于忧患和反思。

第五代导演的文化寓言中，最常出现的就是深宅大院式的隐喻。《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乔家大院、《菊豆》中的杨家染坊，这些生活场所在辅助叙事的同时，也能启发观众对传统的反思。这些影片借助对一种特殊的中国人生活状态的银幕呈现，表现封建专制下小人物的挣扎、苦闷、反抗和毁灭。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给了很好的说明，“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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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黄土地》（左图）和《孩子王》（右图）

对民族根源性问题的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姜文的《鬼子来了》是最深刻的一部作品。它的深刻性超过了《孩子王》《黄土地》，甚至超过了《霸王别姬》。《鬼子来了》的意义相当于文学上的《阿Q正传》。马大三是银幕化的阿Q，姜文用银幕化的手法把阿Q身上的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展示得形象鲜活，对怯弱、推诿、不敢承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都属于忧患、反思，属于忧患意识。

近年来，中国电影欠缺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成了为人诟病的地方，通过观察各年票房排行榜的冠军影片名单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从2011年到现在，这些票房冠军影片与中国现实的隔膜日益增大。与现实的分离就意味着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的“断层”，这使得影片“不接地气”。现实主义精神、忧患意识、美学品格、文化反思这些衡量影片艺术水平的标准逐渐消失。

图4　《鬼子来了》

表1　2011—2018年内地电影票房冠军

3.儒家“美善统一”论与中国电影的道德本位

2018年的内地票房总排行榜中，《我不是药神》位列其中。《我不是药神》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社会意义，随着票房和口碑的持续发酵，电影变成了社会热点，影片的票房丰收和获得的各大电影节奖项使之变成了社会事件，影片本身所折射出的社会意义超越了电影事件，这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一次胜利，是“美善统一”的一次胜利。儒家美学的基本特征在于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用社会的理性的道德原则去规范自然的个体的感性欲望，禁止一切同“礼”相违背的激烈情感的流露和表现，从而把审美和艺术局限在宗法伦理道德所规范的狭隘范围之内。

中国电影道德意识的充盈，可以说是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国电影无论从主题、立意，还是价值判断上，都将伦理道德作为其基本选择之一。

（1）在道德题材领域表现出两种基本态度。

一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赞美，二是对其消极面的反思和批判。“扬善惩恶”就成了中国电影中最早也可能是最为常见的道德主题。例如，早期的《活无常》《五福临门》《新茶花》《孤儿救祖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姊妹花》《一江春水向东流》；新中国成立后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同时期的《乡音》《乡情》《乡民》三部曲，以及《过年》等。

（2）对“忠孝”的情有独钟。

最早以此作为题材的，当推《孝妇羹》，以及史东山导演的《儿孙福》和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

（3）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

对于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和宗法制度，“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道德观念，“以礼（理）制欲”的性爱观等，如何看待和反映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一大主题。代表作有《红色娘子军》《良家妇女》《湘女潇潇》《青春祭》《如意》《女儿楼》《女儿经》《菊豆》《寡妇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