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新^[1]

摘　要：在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需要将中国内地早期电影人跟香港地区电影、台湾地区电影的内在关系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事实上，中国电影学派正是从郑正秋发端，经由费穆、李翰祥、胡金铨等电影大家才逐渐确立起来。四位导演承袭着中国电影片场的“学徒制”，禀赋着创作个体的“书卷气”，涵泳在古典剧场的血脉中，创造了独具一格、影响深远的中国电影美学精神。

关键词：郑正秋　费穆　李翰祥　胡金铨　古代剧场　空气说

今天讲座的论题是基于我多年来的研究和感受。起因是在1998年，我当时博士毕业不久，还没有调到北京大学工作。那年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重庆举办，电影节召开了一个关于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的主题研讨会，邀请港台地区电影代表团的一些导演、学者参加。台湾地区电影代表团由著名导演李行先生率领，成员有石隽、徐枫、王珏、黄仁等电影界各行业人士。当时，我还是电影学术界的新手，博士论文是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当然包括重庆的大后方电影。为了这次会议，我专门撰写了一篇《重庆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的学术论文。李行先生听到我的发言后非常激动。我想，他是没有料到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竟能关注那一段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而抗战时期重庆的大后方电影，凝聚着老一代不少海外电影人永远难忘的童年记忆和家国梦想。正是通过那一次研讨会，让我跟台湾地区电影界产生了联系，获得了李行先生和胡金铨导演的一部分珍贵录像带。众所周知，电影史研究是一项难度巨大的工作，一些重要甚至关键的影片很难看到，甚至永远无缘目睹；尤其台湾、香港地区的原始影片资料，在那个时候还是极为难得了。通过那次会议，我便萌发了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电影展开研究的兴趣。

正是这样的机缘，我有机会接触到李行、胡金铨、李翰祥等一批港台电影作者的代表性作品，并于2004年至2005年独自撰写了《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这本著作。(www.daowen.com)

实际上，当我第一次拿到胡金铨作品的时候，大师刚刚去世两周年。作为中国电影史上一位杰出的电影作者、一位划时代的武侠电影大师，由于资料的缺乏，导致他之于我们当年刚刚毕业的电影史博士生来说是如此陌生，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向为中国电影史做出杰出贡献的电影人致敬。今天，我也想把这一份感情分享给大家。

今天我主讲的题目为“涵泳在古典剧场的血脉中”，这句话出自胡金铨在台湾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访谈。在那篇访谈里，胡金铨谈到了他拍的所谓的武侠片不应叫武侠片，而应叫古装动作片。他表示，尽管自己总是被称呼为武侠片导演，但他并不懂武术，他的影片里所有的动作和声音几乎都来自国剧、评剧，所以他认为，正是涵泳在古典剧场的血脉中，让他拥有承前启后的动力。因有无限的中国艺术传统的涵养，才会有他自己的电影。

中国电影从郑正秋开始，经过费穆的探索，再到李翰祥和胡金铨的共同努力，以及海峡两岸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国电影人不遗余力地付出，他们一起完成了中国电影艺术与美学传统的建构，共同达成了具有中国特质的中国电影美学。所谓的“中国电影学派”，也正是从郑正秋开始，中经费穆的努力探索与巨大成就，再落脚于李翰祥和胡金铨，形成中国电影美学的经典形态，以及中国电影学派的代表风范。本论题正是从电影历史的维度，选取中国电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这四位导演，来对中国电影的美学精神、中国电影之于传统艺术及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等，展开相对深广的探索。

2005年，也就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我曾对郑正秋进行过一些研究，以《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为主标题在《当代电影》发表论文，较早地把民国报纸与中国电影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电影史个案研究当中。2018年，我在《电影艺术》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郑正秋的研究论文，题目是《郑正秋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发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郑正秋。当下的中国电影与中国影人研究，确实还有很多空白。但在做《郑正秋与中国电影学派的发生》之前，我以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了，但是基于强大的数据库，通过爬虫及其他方式，我们能够找到的相关史料和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期待的限度。所以，当我们试图重新回到中国电影历史的原点，用更多创新的观念去讨论中国电影的时候，应该还能得到更多收获。